顾佩华离开汕头大学_顾佩华离开汕头大学了吗

巨星陨落，精神永存。去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先行者、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杨叔子与世长辞。

杨叔子院士大力倡导人文素质教育，他提出的“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等理念影响深远，也使得华中科技大学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1991至1997年，杨叔子任《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主编。斯人已逝，但其精神、其人格之光辉永远照耀世人。在杨叔子院士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该刊常务副主编、我校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余东升撰文回忆大先生，表达深切怀念之情。

2022年11月4日夜，我的心情随着杨叔子院士病情的变化而跌宕起伏：19点40分，病情突变，我的心一沉，暗自祈祷；21点40分，经抢救，心跳恢复，又为之一喜，感谢上苍；快到23点，噩耗传来，不禁泪流满面，悲从中来。从1998年6月我第一次陪他到南京农业大学参加全国农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到2014年5月最后一次陪他到十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做文化素质教育报告，16年来，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文化素质教育事业，每年一起出差十余次，目睹了他为党和国家的教育、科技事业，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发展，不顾舟车劳顿，奔波在全国各地；2014年6月，我们同住进协和医院，看到了他面对病魔，乐观开朗；出院后，每次去探望他，发现他总是或工作，或学习，以超常的毅力与病魔做斗争，完成了回忆录《往事钩沉》，修订再版了个人诗集，案头总是放着唐宋诗词和古文观止，反复阅读学习……体现他的热情、睿智、勤奋、坚韧、宽容、大爱等种种美德的种种细节，还有对我个人成长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一时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无语凝噎。待情绪稍稍平息，于次日凌晨1点19分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杨叔子院士在喻园七十载的辉煌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创造了喻园历史上诸多的“第一”。其中，他与教育部领导共同倡导和积极推进的文化素质教育，则是这一历史篇章中的一个绚丽的华彩乐章，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而且在国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反响（wen-hua-su-zhi-jiao-yu以汉语拼音的方式出现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文献中）；不仅奠定了杨叔子院士个人作为教育家的地位和影响，而且也显著地提升了华中科技大学在国内乃至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力！

二十多年来，为推动文化素质教育事业，杨叔子院士著述立说，由其教育思想凝炼而成的教育金句广为传播；他所主导的文化素质教育改革，为众多高校所借鉴；他深入大中小学，为学生做人文讲座，听众数十万之多；他主编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被誉为重塑人文精神的经典之作。文化素质教育，蕴含了杨叔子院士对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爱，对学生成长的深切关怀！

我坚信，杨先生的教育思想将不断会被后人所提及并为后人所感谢！思想家不死！杨先生的精神将永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人们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杨院士逝世的哀悼，表达怀念、崇敬、感恩之情。11月8日告别仪式上，我身旁有两位已经毕业的校友不顾疫情风险，从外地专程赶到武汉，就为送杨院士最后一程；当天晚上，杨院士的学生张海霞教授组织的“线上纪念杨老师活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全球五万多人收看；我曾陪杨先生到访过四川省简阳市一所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小学，八十多岁的老校长朱健康老师发来悼念短信：“杨叔子院士：您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您的绿色教育思想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们对他赞誉最多的是他作为“大先生”、“教育家”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2012年，在编辑整理《杨叔子教育刍论选》之后，我曾撰文《育人：教育永恒的主题——杨叔子教育思想述评》，从教育学理论的角度对他的教育思想进行总结。如今，面对人们潮水般的哀悼之情、怀念之情、感谢之情，我不禁进一步思考：是什么样的精神和人格，使杨院士具有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着“知人认世”的原则，本文结合我所知道的杨叔子院士，描述其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并探究其教育思想形成之根源。

一、精神的力量

回忆起25年来对杨院士言行举止的观察，以及对他诸多论述的学习，我想，他身上体现了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和科学家的精神，正是这三种精神共同塑造了杨院士的精神品质，而其中，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认、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是其精神品质形成的基础。

（一）植根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

杨叔子爱国主义精神形成于幼儿时期。他的童年是在抗战的颠沛流离中度过的。1938年，日寇进攻江西，不到五岁的杨叔子随全家逃难。途中，他的父亲，一位老同盟会会员、民族气节凛然的爱国主义者，告诉全家：“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我们绝不做亡国奴！如果日本鬼子追上我们，我们全家自杀，投河自杀！”浩然正气，铮铮骨气，激荡着幼年杨叔子的心灵，炎黄子孙、中国人自此成为他终身的身份认同。父亲还教他背诵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乡之情，亡国之危，家国情怀自此植根于心灵，成为他终身为国之强大而奋斗的不竭的精神动力。20世纪50年代在填报专业志愿时，他响应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号召，选择了机械制造专业，因为机械是工业的“心脏”，尽管中学时期他已经在数学、人文学科等领域展示出不同凡响的才华（他曾告诉我，按照个人的基础和禀赋，自己更适合学数学；我曾访谈过他的中学同学，他们众口一词，杨叔子是“文科天才”）。参加工作后，他深入企业，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帮助企业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70年代末，某个科研单位承接了某大型企业的一项技术攻关任务，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无法继续完成，找到杨院士的团队，希望他能接着做。但项目经费的使用已超过三分之二，任务完成却不到三分之一，接还是不接？大家有不同意见，但杨院士果断决定，接！因为这个项目无论是对这个企业还是对国家，意义重大。经费不足，自己想办法补。80时代初，他到美国访学，由于具有深厚的数学基础，同时对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兴学科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使他很快在机电一体化、先进制造、数字化检测等领域尝试新的探索，开拓了机械学科多个研究方向，也为后来我国智能制造学科建设做出了基础性、战略性、开拓性的贡献。杨叔子展露的才华，很快受到美国大学的注意，在访学结束时，该校主动提出希望他留美工作，并许以高于国内数百倍的年薪，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国，他坚定地反问道：为什么不回国！后来我陪他到东南大学看望他在美国访学时的同学黄教授，回住所的路上他说：在美国期间，看到美国的发达科技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他和黄教授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像美国一样强大，并最终超越美国！在他看来，爱国主义者要有“傻子”精神。所谓的“傻子”精神，就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对于高层次人才，杨院士认为，爱国主义精神要落实到创新能力上。培养高层次人才，核心有两条，一是要爱国，二是能创新，两者缺一不可。爱国与创新，是他教育论述和文化素质教育报告中的高频词、主题词、关键词。早期，他强调，大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然后要学会做事。后来，他又说，经过反复思考，觉得这句话还不够全面，对于作为未来高层次人才的大学生群体，爱国与创新是“一体两面”，并引用陈毅元帅的话来证明，一个优秀的空军飞行员，既要爱国还要精通业务，业务能力要强，要能开好战斗机。再后来，他又引用司马光的“德，才之帅也；才，德之资也”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才无德，不仅不可能为国家建设发展做贡献，反而可能会以才谋私，甚至会成为国家建设的破坏者；有德无才，德就是空洞的德，爱国主义就不能落到实处。

在他所做的数百场文化素质教育报告中，爱国和创新始终是核心主题，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以及大量鲜活的爱国主义典型事例，以充满激情和深刻的理论分析，阐述大学生应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涵，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激发起强烈的共鸣。著名的文化素质教育报告《踏平坎坷，成人成才》，就是典型。这个报告在全国各高校演讲一百多次，并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的内容之一。他特意将报告的日期定在每年的“九•一八”，意在警醒新生，勿忘历史，落后就会挨打，要立大志，奋发有为，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以科技创新服务祖国建设。

杨院士还大力褒奖和支持爱国行为。在担任校长之后，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华人学者。他看到，一些华人学者虽身居海外，但仍然保有一颗爱国之心，尽可能地支持国家的建设发展。例如，机械领域的专家、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顾佩华教授，2005年主动放弃国外高校系主任职位，回国担任汕头大学的执行校长，不仅提高了该校的办学水平，同时还积极推动工程教育CDIO改革，提高工程人才培养的质量。杨院士对他回国服务大加赞赏，称他是“心系华夏、情系中华、梦绕故土”，并且尽一切之可能支持顾校长的工作。2005-2010年之间，几乎每年都要去汕头大学考察指导工作，有时一年两次，给全校和工学院师生做报告，在办学理念、教师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给予了全方位的指导，给全校师生巨大鼓舞。2006年汕头大学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杨院士欣然同意担任评估组长。在他看来，支持顾校长的工作，就是对爱国行为的支持，对爱国精神的鼓励。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个别加入外籍的华人，数典忘祖，甚至干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杨院士深感痛心，斥之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同时也深感教育事业的责任重大。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经历，杨院士深刻地认识到，民族主要是文化的概念而非基因的概念，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爱国主义精神建立在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有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才能建立起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才可能成为爱国主义者。这也是对他个人成长经验的总结。如前所述，杨院士出身于书香门第，成长于战争动乱时期。颠沛流离的逃难，使他无法受到正式的学校教育，全靠家学渊源的父亲教他中国传统文化，论语、大学、中庸、诗经、诗词歌赋、散文名篇、古典小说，广为涉猎，其中优秀的道德规范成为他童年时期的行为准则。刚上小学时，他的数学成绩并不好，特别是除法，每次考试只有几分。怎么办？作弊？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违规的事不能做；问同学？孔子又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自己连基本的思路都没有，怎么问？《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相信自己只要加倍努力，一定能把除法搞清楚！他不断思考，甚至在与同伴玩耍时也在思考，终于有一天，豁然开朗，不仅解决了不会除法的问题，而且得到了方法论的启示。自此数学成绩突飞猛进，初二就能解高二的数学题。从这则故事中至少可以看出优秀传统文化对杨院士的三种影响：一是遵守诚实守则的基本规则；二是自立自强，君子当自强不息；三是要从本质上思考问题，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更要关注知识的方法论。

人们每每惊叹于杨院士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博闻强记，在他的演讲和著述中，传统文化的名篇佳句，信手拈来，烂熟于心。然而，熟知非真知，熟知也未必真爱。杨院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功夫”更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上。

其实，上述的故事就反映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这里的“礼”，已经不是孔子念兹在兹的“周礼”，而是做人要诚实守则的基本准则。杨院士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赋予传统文化时代内涵的探索集中体现在世纪之交的二十多年，其基本原则就是他一再宣称的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既要“背靠五千年”又要“面向现代化”，前者是我们的根基，后者是我们的未来。因此，他坚决反对割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传统文化，既要传承又要创新。

传承是基础。他提出本科生必修《中国语文》，意在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他高度重视对民族文化元典的阅读，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背诵《论语》和《老子》，与涂又光先生一起开设经典阅读课程并亲自讲授；他大力支持学校京剧社和喻珈诗社，并亲自担任诗社社长，与一批老教授共同开设中华诗词创作课，大声疾呼“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因为在他看来，“国魂凝处是诗魂”，是民族精神的艺术表现。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也就没有传统文化的传承。

总结提炼是关键。文化总是具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作为历史，传统文化难免精华与糟粕杂糅。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是文化的复古主义，恢复那些已经死去的、没有现代价值的部分，而是要承续那些具有永恒价值和生命活力的部分。文化的传承第一步是对传统的选择，也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注意到，他几乎从来没有从正面意义上提及《三字经》、《弟子规》，以及《幼学琼林》之类的蒙学读本，或许他认为这些蒙学读本现代价值有限。在唐诗宋词中，提到的唐诗（特别是盛唐诗作）远多于宋词；即使提到宋词，豪放派也远多于婉约派。或许在他看来，盛唐诗作表现出的奋进有为、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其人生格局要远高于多愁善感、卿卿我我、缠绵悱恻的婉约派词作。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诗词，他更是牢记在心，张口就来。我曾问过他，喜不喜欢宋词，他回答道，喜欢。文学价值很高，表达很细腻，但人生格局小了点。

2005年，为纪念华中科技大学人文讲座举办一千期，我们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同志们约他主讲。他提前半年就开始做准备，题目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在报告中，他分析了中华文化哲理所蕴涵的整体观、变化观与本质观，阐述了这一整体观、变化观与本质观在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概括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与自强不息这五个要点，最后，提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既要反对妄自尊大，还要反对妄自菲薄，同时也必须学习一切先进文化，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讲座的当晚，西五楼117教室连窗户、走廊都挤满了听众，我们十分担心出现意外事故，学校保卫处也派人来维护秩序。看到这一情形，杨院士既感到高兴也难免担心，于是赶紧宣布，第二天加一场，走廊上的学生才慢慢散去。第二天晚上，同样是一座难求，水泄不通。

在再阐释中创新发展。杨院士主张从整体上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要“以孔解孔”，“以老解老”，由此往往能对经典做新的阐释。例如，《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愚民思想。杨院士反对这种解读，认为不符合孔子作为教育家主张“教化”和“有教无类”的核心思想，这句话应解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大学》中的“格致”，对《老子》“无为”、“不争”、“道法自然”等，他也有自己独特的阐释。其实，世界上每个民族在其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都有奠定其精神价值体系基本架构的文化元典，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则是在对这些元典不断重新阐释中实现的。

令人称奇的是，他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视角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做出新的解读。例如，“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有人批评说，太阳光照在瀑布上怎么会呈现紫色呢?应该是五颜六色，七彩缤纷。研究已经表明，光在前进中遇到阻碍它前进的物体时，就会发生各种现象：折射、入射、反射、衍射、散射等等，其中有‘漫射’，即当阻碍物的尺寸大体与光波波长尺寸相同时，就发生‘漫射’，而‘漫射’强度同光波波长4次方成反比；很可能李白那天看到香炉峰瀑布的水的微粒，其尺寸大体与紫光光波波长相同，就发生了强烈的‘全漫射’，而紫光是可见光中光波最短的光，这一来就‘生紫烟’了。这不奇怪！”他还举过描写春天的两个名句，一是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是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自古以来，很多人都讲“绿”、“闹”用得好！为什么好？古典诗词鉴赏派自有各种文学的分析，而杨院士则另辟蹊径，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绿”与“闹”分别是在那个特定空间中春天的“特征不变量”。“绿”，是对千里江南这个在数学上可谓是一个无边际的巨大空间的定义域中春天的“特征不变量”，春风吹来，由南而北，“绿”渐遍及！没有第二个字能取代！“闹”，是对小小杏枝头这个在数学上可谓是一个极小的空间的定义域中春天的“特征不变量”，春风吹来，那么一个小的枝头，枝摇、花繁、蜂鸣、蝶舞、虫飞，好不热闹！还有另一个字可取代“闹”字吗？他还认为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实际谈到了现代航天领域中的“高空风”，谈到了空间物理的“万有引力”，而且还隐约揣测到了月亮围绕地球而行。中华诗词学会在深圳市举办年会，他从科学的角度解读古典诗词，以说明科学与人文相通相融，与传统的诗词鉴赏派明显不同，可谓别开生面。他曾应邀在深圳举行的中华诗词学会年会上作报告，报告后，我请教著名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叶嘉莹教授对此有何高见，叶教授笑了笑：的确有他自己的见解，也很有趣！

杨院士在机械故障检测诊断方面有很高的创新成就。在一次报告会上，他从故障诊断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岳阳楼记》，认为它不但是一篇杰出的政治议论文，一篇绝妙的风景描叙文，而且是一篇道地的有关诊断的学术论文。他首先总结道，无论是工程师的故障诊断还是医生的医疗诊断，有共性的三个步骤，第一步，要决定提取些什么信号，如医生或把脉、或验血、或做心电图；第二步，要从分析这些信号中提取征兆，例如，从振动的波形提取峰值频率；第三步，要根据征兆作出诊断，例如，根据峰值频率诊断出是机器的转子不平衡。此外还要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要明确诊断对象；二是要有诊断的参考标准，医生作诊断结论要有大量的典型病例，病例越多，诊断得就越准。设备诊断也是一样，一得有对象，二得有参考标准，得有大量的典型故障案例，每种故障有些什么征兆，案例越多，诊断就越准。所谓诊断，本质上就是依据诊断对象的征兆来同参考标准或典型案例的征兆对比，从而作出结论。

据此来分析《岳阳楼记》，其诊断对象是“迁客骚人”，对比的参考标准或典型案例是“古仁人”。诊断也是三步：第一步，是提取信号，即“览物之情”，面对“物景”的自然变化，迁客骚人的情感世界也在变：面对“霪雨霏霏”、“阴风怒号”就有了“满目萧然，感极而悲”；面对“春和景明”，“一碧万顷”，就有了“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第二步，分析这些信号，提取征兆，征兆是“以物喜，以已悲”；第三步，进行诊断，即同“古仁人”对比，“古仁人”的征兆是“异二者之为”，“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结论就显然了，他们不是“古仁人”，不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所以，《岳阳楼记》是一篇诊断学术论文。现场，有代表讲：“范仲淹没到过岳阳楼，不能进行诊断。”杨院士答道：“是的，范仲淹没到过岳阳楼。但是，他根据的是滕子京送上的一幅《洞庭晚秋图》，加上他对迁客骚人的深切了解，就进行了‘远程诊断’。医学上、工程上，都有‘远程诊断’，《岳阳楼记》也是‘远程诊断。’对吧？”听罢，众人皆笑，无不叹服。后来，他的这一精妙分析，被某个地区选作中学生作文竞赛的素材，意在培养学生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意识，以及多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毫无疑问，杨院士是爱国主义者，是积极、理性的民族主义者，两者密不可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植根于对民族精神的深刻体认，以及通过对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再阐释进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二）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

杨院士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中共十五大与十六大代表。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他从爱国主义者进一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据他回忆，高中时期的他没有接触到进步思想，对共产党并不了解。1949年5月南昌解放前，听到国民党的宣传，对共产党不免有些担心害怕。当看到进入南昌城的解放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与溃败的国民党军队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认定这是一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是人民的军队。他心中感到强烈的震撼，由此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据他夫人徐辉碧教授回忆，1949年5月南昌解放，10月他就提出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的申请，1950年11月成为共青团员，年底就被评为南昌市优秀团员。1955年提出入党申请，1956年2月被批准加入共产党。

自从下定决心跟党走，他就坚定地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高中毕业后原本准备考大学，组织安排他留校工作；后来，又响应组织号召，报考大学并选择了工科专业。1991年底，国家教委决定由他出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这对从无行政管理经验的他有很大的挑战性，但他还是勇挑重担。对他出任校长，有些朋友还是感到惋惜，认为在机械学科领域，他已经开拓出若干新的方向和领域，又刚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事业上如日中天，假以时日，一定能在专业领域做出更大的成就。当校长，必然要投入精力，对科研有影响。听到这些议论，他淡淡地一笑：既然组织上让我出任校长，我一定要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办好华中理工大学。在卸任校长后，我曾问他如何看待当校长对专业的影响，他回答，专业领域里的教学科研，影响和贡献仅限于本专业内，而当校长，当一个称职的校长，要思考教育问题，影响和贡献体现在全校，甚至整个教育界，并以竺可桢为例，担任校长后，由科学家进一步发展为教育家。因此，既然做了校长，就要全力以赴！

杨院士对党无限热爱，一再宣称，自己最崇拜的是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无名英雄，最向往的地方是能够到党史上所有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故址参观学习，特别是上海、嘉兴、井冈山、遵义、延安和西柏坡。他去过上海、井冈山，后来利用到河北省出差的机会，我陪他专门去了西柏坡。2012年，他应邀到浙江科技学院做文化素质教育报告，浙江省高校得知杨院士到了杭州，纷纷与浙江科技学院联系，希望能邀请杨院士到校讲学。杨院士原本是要从杭州到无锡的，行程安排已满，最多能挤出一天半时间到一所学校。到底去哪所学校，他让我与浙江科技学院的同志商定。当我得知邀请学校中有嘉兴学院，当即决定去嘉兴。我把这一决定告诉他，他非常高兴，连声说道，谢谢你！你是了解我的。我们中午出发乘车一个半小时到达嘉兴，已经年近八十的他，不顾旅途疲劳，直奔南湖革命纪念馆，2个半小时的参观，他始终认真听取讲解员的解说，仔细参观每一件文物。晚上他给嘉兴学院师生作人文讲座，报告的内容还是经典的《踏平坎坷，成人成才》，其中加入了他下午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的体会。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乘汽车赶到无锡。路上，他再一次对我表示感谢，嘉兴之行收获很多。同时表示，现在就剩下遵义和延安没去过了。我牢记在心。2013年暑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要举行全体委员会议，我联系了时任贵州大学常务副校长、文化素质教指委委员封孝伦教授（我们出自同一师门，彼此很熟悉），请贵州大学承办此次会议。这次我们提前一天到达贵阳，第二天即驱车前往遵义。在回贵阳的路上，我们交流参观的体会，他再次表示感谢，并说道，现在就剩下延安没去过了。贵阳会议后，我立即联系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三北四川片召集人、时任南开大学教务处处长的沈亚平教授，建议2014年暑期三北四川片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请延安大学承办，杨院士将一如既往的参加。谁知2014年6月，杨院士病发，已无法参加会议，延安之行终未如愿，留下毕生的遗憾。会议期间，我与延安大学的校领导谈到杨院士的这一心愿，他们都非常感动，无不为之动容，也无比惋惜。回到学校，我向他汇报会议情况，并介绍延安所见所闻，他听得认真，问得仔细，向往之情、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他曾连续当选为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每次党代会后，他积极投身于党代会精神的宣讲活动中。由于他的宣讲报告对党代会的精神领会深刻，政治站位高，知识渊博，语言生动，激情四射，深受听众的欢迎，邀请他做宣讲报告的单位络绎不绝。只要时间允许，他总是满口答应。有一天从早到晚，在五个单位连续作了五场报告。嗓子实在受不了，他就泡上一杯胖大海。

作为教师，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从担任校长开始，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工作当中。这集中体现在大力倡导并积极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他心中的文化素质教育，既不是简单的学点诗词、会点琴棋书画，不是简单的移植美国的通识教育，更不是所谓附庸风雅的“文人”教育，而是通过文化素质教育，通过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培养“能爱国会创新”的新时代高层次人才。结合他个人成长的经历以及丰富的教育经验，他认为，要培养“能爱国会创新”的高层次人才，就离不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离不开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相结合。他的教育著述、文化素质教育报告，无不围绕这一主题及其论证展开。

（三）渗透在方方面面的科学家精神

杨院士科研领域是机械工程，就其主要科研成就而言，可以视为工程科学家。在其长期的科学研究实践中，杨院士充分体现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有关科学家精神的概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我的专业不是理工科，没有参与过杨院士机械学科的科研工作，但在二十多年的文化素质教育等工作和日常交往中，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他身上所具有的科学家精神，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和育人精神，这六种精神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是整体性的体现。他曾将自己成长的经验总结为四句话：人生在勤，贵在坚持；敢于创新，善于总结；尊重别人，依靠集体；理想崇高，自强不息。可以说，这四句话是科学家精神内涵在杨院士身上具体的表现。众所周知，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科是国内顶级学科。我曾问过他，五六十年代，我校机械学科的水平在国内如何，他答道，中等吧。我又问，为什么会成为国内顶级学科呢，他笑了笑，你不是研究高等教育的吗，你可以研究呀。后来，只要是遇到国内机械学科的学者，从院士到研究生，我都会向他们请教，虽然答案有所差异，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以杨院士、熊有伦院士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依靠其扎实的数理基础，将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与机械学科相结合，开拓了数字制造、智能制造的新方向，使机械学科不再是传统的“车钳铣刨磨，拉压弯扭剪”，焕发出新的活力。他和团队合作，运用信息技术解决了长期困扰工业界的钢丝绳无损检测这一国际难题，对数字化检测技术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今天看来，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科最早开始了传统工科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实现了变轨超车。今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工科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已成为共识，而杨院士可谓先行者。人们都知道杨院士是机械工程专家，但不太了解他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并担任过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或许因为这一原因，再后来担任校长期间提出的办学“八字方针”中，就有“重交”，重视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二是团队内部团结协作，人际关系好。杨院士总结他的团队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从内心尊重别人的劳动；二是公开承认别人的劳动；三是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论文署名、报奖，争着把自己往后排；奖金，争着少拿。前不久，某西部高校的一位专业也是机械学科的校领导告诉我，他思考过这个问题，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杨叔子院士等一批专家作为战略科学家的开拓创新能力和优秀的个人道德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开拓了新的方向，并赋予科研团队灵魂。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曾经多次跟我谈到，对同志，要多讲好话，以鼓励为主；少讲坏话，避免打击别人的积极性；绝不讲假话，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无论是成果申报还是成果鉴定和评价，他一再强调，慎用“世界一流”、“国内第一”之类的语言，要用，也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明材料。2005年至2007年，他作为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专家组组长、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兼秘书，对8所高校进行评估，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国内顶级高校。作为秘书，我承担评估意见的起草工作。他一再告诉我，要充分肯定学校的工作和成绩，但不能说“过头话”，要留有余地；要以正面鼓励为主，但也不要回避问题。在一次准备工作汇报材料时，他一再叮嘱我，要严谨，每一个字都要仔细斟酌，经得起推敲，还要充分利用好有限的汇报时间，并以自己汇报学校“211工程”建设为例说明，汇报时间为15分钟，根据播音语速，按每分钟250字准备汇报材料，并反复演练，整个汇报在14分45秒准时结束。

在杨院士身上，我看到了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和科学家这三种精神的巨大力量。这一力量既体现在他个人成长的经历之中，也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之中。看到他忘我的工作，人们常常劝他要劳逸结合，他总是笑笑：精神可以变物质。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始终把精神的塑造视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一再强调，一个完整的教育活动是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培养思维能力，教学生掌握方法，遵循原则，最终是要塑造精神，知识、思维、方法、原则，逐次提升，并最终凝聚为精神。这也是他倡导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二、人格的魅力

在与杨院士二十五年的交往中，我发现他身上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他总是充满激情，充满活力，清癯的身躯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往往能给人赋能，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二是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也无论是新朋还是老友，他总是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欢迎和尊敬。我想，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致吧。

作为校长，他属于典型的魅力型领导，人格魅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行政管理经验的不足。他治校依靠的是人格的感召力而非“行政权力”。这种感召力首先体现在远见卓识上，对学校发展方向和路径的准确把握上。在华中科技大学完成了由工科为主的大学向综合性大学、由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由本科教育为主向研究生教育等类型层次转变之后，他审时度势，提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推进科技教育为主转向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从而明确了新的发展方向，增强了作为综合大学应有的文化底蕴和品格，并进一步提出了“强基、扶优、重交、支新”学科建设的八字方针，明确了学科建设的方向。“强基”就是要加强人文和科学等基础学科建设，“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在学校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特意给理科和文科分别各支持了20万元的学科建设经费，为学校的文理学科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性既体现在文理学科的发展上，更体现在将人才培养视为学校根本的使命。“扶优”就是扶持优势学科，他常常讲，竞争一定是优势学科的竞争，优势学科对学校的发展具有牵引作用。“重交”就是重视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这是学科建设的新引擎，学术创新的新机制，这也是他个人及其团队、机械学科发展经验的总结。“支新”就是要支持新兴学科，特别是对学科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新兴学科。后来他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校明确提出，面向21世纪，要重点建设好信息学科和生命学科。

这种感召力还表现在他能凝聚人心，形成共识，团结大多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以文化素质教育为例，刚开始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一工作，人文教育在当时也是敏感词，有些同志难免有些担忧。但他十分善于沟通交流，很快形成共识。在华中科技大学，时任党委副书记的刘献君教授主抓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教学部门、学生工作部门成为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机构，其他部门也全力配合；文学院、高教所等二级教学、研究单位成为主力军；他十分重视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涂又光、文辅相、张良皋、程良俊等著名教授主动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本人也是在他和刘献君副书记的推荐下，从出版社调至新成立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担任副主任一职，专门从事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他长期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在教育部的领导下，特别是是时任副部长的周远清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国高教系统形成了一支从校领导到职能部门负责人、从专职人员到一线教师的文化素质教育骨干力量。校领导中，如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胡显章、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于德弘、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东南大学副校长郑家茂等；在教师中形成了一批教学名师，如清华大学的彭林教授、南开大学的顾沛教授、东南大学的王步高教授等；在专职工作人员中，如清华大学的程钢、东南大学的陆挺、南开大学的杨桂华和沈亚平、重庆大学的刘访华和朱正伟、南京农业大学的胡燕、山西大学的宋彩萍等，这些同志十多年一直坚守在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第一线，大家都将杨先生视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旗手。他一再表示：我是做了些工作，但主要是依靠教育部与周远清同志，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支持，依靠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一批兄弟院校。

作为魅力型领导，杨院士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形成新的思想和思路，并通过有效的沟通交流，将新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传导给管理者和师生员工，使大家成为新思想新理念自觉的行动者，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二是能够凝聚人心，形成共识，进而聚集力量，形成合力，持续推进改革发展；三是知人善用，用人所长，容人所短。应该说，这种管理风格是非常契合大学组织特征。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文化组织、智力密集型组织，是学术共同体、学者共同体，其成员必须最大限度地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作为管理者，充分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而不能单纯依靠行政命令。

在人际交往中，他的品德、学识、修养、睿智、幽默，也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平等待人。在杨院士的看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担任何种职务，也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在人格上必须得到尊重。他从不以教授、院士、校长、名人自居，不认为自己就高人一等。即便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也给予足够的尊重。每次乘坐汽车，上车必先跟司机师傅打招呼，下车也一定要道谢，不时还会带点小礼物送给师傅。司机多半会回应道：这是我的工作，应该的。他总是笑道：对你来讲是工作，对我来讲，我接受了你的服务，就应该感谢！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每次出差，离开酒店时，他总是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要铺好，枕头要归位，垃圾桶要清理干净。我曾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解释道，这样做可以减轻酒店服务员的工作。杨院士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期间，经常要到科学院出差。院士工作局的同志告诉我，杨院士没有架子，平易近人，风趣幽默，在接待方面从不提要求，他们十分尊敬他，也非常愿意接待他。在这方面，我也有着深切的感受。对我而言，他是领导，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父辈长者，但他总是以平等身份待我。我每次给他打电话，接通后总是响起热情的声音：你好！我是杨叔子。逢年过节，或者生日，他都会打电话来问候。我们一起出差，他总是坚持自己拉行李箱，从不让我帮忙。我说，您是长者，是我的老师，我应该多做点体力活。他回应道，我自己能做的决不让别人做，你也不例外。有时需要在火车上就餐，我提出要买单，他十分坚决地坚持由他付费，我争不过他，提出AA制，他还是不同意，理由是：我的工资比你高，负担比你轻。有时有人误以为我是他的秘书，他总是向别人解释，他是我校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授，是我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副主任，也是我的同事。他陪我出差，主要任务是了解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我眼睛不好，顺便也照顾我。我很感谢他。

低调是他一贯的风格，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对他人的尊重，不给别人添麻烦。我陪他出差任务之一就是要提前给接待方打招呼，不能“过度”接待，特别是饮食方面，明确提出“四不吃”：天上飞的不吃，山上跑的不吃，海里游的不吃，带壳的不吃（鸡蛋除外）。山珍海味完全被排除，就是家常便饭，如果说有什么偏好的话，有个虎皮青椒、油淋茄子、油炸花生米，他就吃得很开心了。他做了数百场报告，每次邀请方提出要支付劳务费，他总是拒绝，一再表示这是他应做的工作，是义务，而且一再宣称，他的报告没有知识产权，大家可以自由分享。有几次，邀请方找到我，我觉得老先生的报告且不说质量水平，每场报告要讲2-3小时，收个1-2千元也是合理合规的。当我把代收的劳务费转交给他时，他拒绝了。我说你不收也不好处理呀。他建议，将这些钱购买《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他签名后寄给邀请方，请他们转送给贫困生。

待人以宽。我协助他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他总是信任我，鼓励我积极大胆地开展工作，几乎没有批评过我。即使有不太满意的时候，也只是以一种遗憾的口气说：唉，这件事要是这样做，可能更好！在他领导下工作，你的人格受到尊重，你的劳动得到承认，你遇到困难，他会帮你解决，你遇到左右为难之事，他给你出主意。我曾经开玩笑说，在杨校长手下工作，如果一段时间没有表扬你，就说明你的工作不够出色。即使是受到误解，他也不多做解释，为自己辩解。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我工作中受到委屈，不免在他面前抱怨了几句。他给我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位兄弟院校机械学科的同行专家，听信了谗言，给他寄来一封信，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文字，意味着两人从此绝交。他知道这位专家有误解，但他也没有做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问候、交流、请教，就当此事从未发生。不久，这位专家终于明白了真相并向他致歉。通过这个故事，他意在告诉我，心底无私天地宽。只要自己行得正，公平公正，不谋私利，即使有误解，也会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另一件事是，大约在2004年左右，学校有一位老师写了一本《道德经浅释》，请他写序（请他作序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些还是我居中联络。我知道，他一定要看原稿，以判断方向、学术上不会有问题，才会答应作序，而且一定是自己亲自写，不找人代笔）。书出版后，由于一些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也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杨院士。我也是觉得十分的不解，以杨院士的文言文功底、厚实的国学修养以及对《老子》熟悉的程度（他61岁开始读老子，一年后即会背诵，而且只要你说出任何一句，他就可以连上前后句，并告诉你出自那一章），以他严谨认真的态度，这些常识性的问题他不可能看不出来。于是借出差的机会，我告诉他我的疑惑，他解释道，他看到的书稿与正式出版的书不是一回事。书稿没有出现这些常识性错误，虽有些不同的见解，但也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他猜测作者可能是为了带“私货”，不惜故意曲解错解老子，甚至违背学术常识。他已严厉批评了作者，并要求出版社停止此书的销售并销毁库存。他还一再叮嘱，此事你知道就可以了，不要对外为我做解释。

待人以善。杨院士总是以最大的善意去理解他人，为他人着想，帮助他人。有一年深秋，我陪他去北京出差，看到他行李箱中装满了冬装，毛衣毛裤、帽子、围巾，一应俱全，不禁好奇。他笑了笑：都是徐老师（他夫人）准备的，其实根本用不着。她也是好意，为了避免家庭“矛盾”，我还是带着吧。每次出差，到了机场或火车站，入住酒店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对家人如此，对同事、朋友、学生也是如此。他多次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学生、给一些有突出贡献但因学院“创收”能力有限而导致奖金偏低的教师发“奖金”。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抽烟而且烟瘾较大，他劝我虽然戒不掉，还是要尽量少抽。后来我知道他对烟比较反感（毕生从未抽过一口烟），只要跟他在一起就不抽烟。他一再说，谢谢你！为了照顾我，跟我在一起不抽烟。有一段时间，我带着小女住在学校单身宿舍。2008年，他知道后，主动去找学校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帮我在校内租借了一套住房。后来又跟我说，还是要自己买一套房，钱不够的话，他可以“无息贷款”。

待人以诚。《中庸》有言，“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我想，可以借用这句话来描述杨院士的为人之道，也是大家尊敬他、热爱他、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他平等待人，待人以善，待人以宽，都是发心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非沽名钓誉式的“乡愿”，更不是为谋求私利的伪装。认真守诺，绝不敷衍。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到内蒙古出差，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去他房间请他就餐。只见他站在窗前，一改往常的热情，面对我打招呼，而是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东升，你请坐。良久，他转过身来，说道：对不起！我刚刚接到电话，我的老师去世了，我很难受！

其实，“诚”既是情感的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也不是无节制的表达。所谓“从容中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哀而不伤”，实为圣人君子的情感表达。杨院士有着非常好的情感控制力。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发现除非在一些原则问题、底线问题上，几乎没有看到他有过十分激烈的情感表达，即使是面对一些常人难容之事。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的主编，我曾旁听了一次编委会会议。会上，一位编委语言比较激烈地表达了一些与杨院士不太一致的观点，我看了看杨院士，他面色平静，认真倾听，待这位编委发言完毕后，他继续陈述自己的观点，其核心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求同存异。

2012年，在校内外很多同志的建议下，经学校批准后，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开始筹建“文化素质教育长廊”。杨院士明确指出，建长廊，目的是为了让后人记住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能爱国会创新”的高素质人才，而不是为谁树碑立传。因此，他要求长廊上不准出现任何人的名字，也不允许出现任何人的图像。这一要求既表现出杨院士的高风亮节，也表现出极高的工作智慧，客观上也为我们这些操办者减少了难题。

在日常交往中，杨院士有非常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的语言风格睿智而风趣幽默。有人问他身体如何，他笑道：我的CPU（信息处理器，即思维能力）很好，Storage（存贮器，即记忆力）也很好，但传导系统（指视力和听力）不太好，所以，我常常是“目中无人”。我曾问他，如何看待个人发展与单位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的回答是，两者如同老虎与山——山壮虎威，虎仗山势。

这种睿智的幽默还化解了交流中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1994年4月6日，湖北省老领导、老作家李尔重受聘为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当介绍到校长杨叔子时，李尔重调侃道：“此杨叔子非彼羊叔子。”只见杨院士马上回应道：“我知道，您说的羊叔子是西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羊祜，字叔子，我们的姓同音不同字。”言毕，两人相视一笑：李尔重意在考考你这理工科出身的校长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修养如何，杨院士立即给出了合格的答案。1999年底，原华中理工大学、原同济医科大学和武汉大学合并正处在多方激烈“博弈”阶段。一次有三校领导参加的会议，就餐时，外地高校一位领导关心地问道：你们三家合并进展如何？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只见杨院士朗朗一笑：众所周知，现在有两个小伙子在追一位美丽的姑娘。至于结果如何，不取决于小伙子，而是取决于姑娘。众人大笑，无不叹服杨院士的睿智、幽默和应变能力。

这种睿智和应变能力，源于他渊博的学识，而渊博的学识又源于他终身的勤奋学习。前面提到他61岁开始读《老子》，一年后就倒背如流，人们常常归结为他有超人的记忆力。我曾请教他如何做到的，他的经验是，有空就背，走在路上也在背。背不下来，就回去翻书，有几次来回，就记住了。1999年中秋，我陪他在吉林市参加教育部的一个工作会议。晚上，我们一起夜游松花江。皓月当空，波光粼粼，与范仲淹《岳阳楼记》描述的景象十分相似。于是，我们一起开始背诵《岳阳楼记》，背着背着就背不下去了，心里难免有点遗憾。不久，我就听到他在报告中大谈特谈《岳阳楼记》，整个文章已烂熟于心。他告诉我，从吉林回到武汉后，他马上就把《岳阳楼记》找了出来，反复吟诵，不断思考，不仅把文章背下来了，而且发现《岳阳楼记》是一篇有关远程诊断的“论文”。

集优秀品德、远见卓识、睿智幽默、极强的亲和力于一身，杨院士展现出超群的人格魅力，有人说他有“君子”之风，也有人说他是当代“圣人”。我想，在他身上，充分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人类文明所积淀的优秀品质，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杨院士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他的人格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毫无疑问，他是我们的楷模。如何总结他的精神，探究其精神形成的原因，如何总结他的成长经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辈学人应当承担起的责任和义务。

杨叔子精神永存！人格魅力与日月同光！

来源：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编辑：高翔、李芊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