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旻加利福尼亚大学

#以书之名#

这项研究通过分析漳州窑业生产、港口外销、沉船陶瓷，以及菲律宾和美洲等太平洋航线社会的考古遗存来探索早期全球贸易的考古学研究路径。发生在16世纪晚期传统亚洲贸易体系向近现代世界体系的转折如何发生?那些主动或被动参与早期全球化过程的社会经历了何种文化变迁? 在东亚和美洲之间跨太平洋贸易的背景之下，本文把早期全球化进程中商团活动、生产组织、消费取向和文化变迁视为观察重点——通过陶瓷考古和聚落考古的研究视角，记录亚洲贸易网络的嬗变，以及各地社会对早期全球贸易和欧洲殖民化进程的不同回应。

关于近现代全球化的经典阐释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理论框架: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以及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世界各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国际贸易繁荣，世界市场逐渐形成，最终导致欧洲的经济崛起和政治霸权的确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在这种冲击—回应的模式下被动地卷入全球化过程。当代社会史学家则对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化史观提出批评。阿布-卢戈德(Janet Abu-Lughod)强调以亚洲为中心的贸易体系的延续性和互动关系的重要性, 认为在16世纪开始欧洲霸权形成之前，曾存在一个以巴格达和泉州等亚洲都市为轴心的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弗兰克(Gunder A. Frank) 进一步质疑18世纪之前是否存在所谓欧洲霸权。他认为，早期全球化经济中的亚洲，特别是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16世纪开始的美洲白银贸易为欧洲社会提供了进入亚洲贸易体系的入场券。西欧国家在19世纪初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才逐渐取得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在弗兰克看来，13世纪的亚洲贸易体系与15世纪后的早期全球贸易体系是一种连续中的嬗变，而非另起炉灶。滨下武志认为，近代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动因并非在长期的停滞之后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相反，亚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是一个拥有独特历史传统和延续性的亚洲经济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朝贡贸易体制之外，以闽商为代表的地域性商业力量在这个经济圈中起着重要作用。16世纪后亚洲经济在与欧洲商业势力的互动中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征。　　我们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传统的亚洲贸易体系向近现代世界体系的转折——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如何发生? 如何用对物质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来观察和描述这个转折过程，以及其中不同社会的经历? 这些问题促使早期全球化进程中商团活动、生产组织、消费取向和社会变迁成为观察重点，取代传统学术体系内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亚洲贸易与全球贸易之间，以及历史与考古之间的分野。对早期全球化历史过程的重 新审视，要求对这一过程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以及这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与其他区域和体系形成过程的关系，进行考古人类学分析与描述。　　沃尔夫(Eric R Wolf)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和国家的理论考察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社会和文化如何应对这一变化，以及如何互相发生影响、创造新的传统。他认为应当在历史的和互动的前提下理解全球化的过程——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孤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史学家应该超越欧洲中心史观偏见，到那些所谓“没有历史的人民”那里观察近代全球化发端所造成的深远影响。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认为，沃尔夫的系统论史观只强调了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给非西方社会带来的被动转变，没有关注非西方文化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以自身独特的文化结构和价值诉求来建构他们的社会。当地社会并不是只能对西方文化进行被动反应，而是出于它们自身的文化理念，在本土世界观的支配 下，在互动交往中将西方的殖民势力纳入到他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诉求中。在与西方殖民者相接触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社会的文化转型和再生是在这种互动结构中发生的。这些研究为分析社会转折中各种历史过程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也向针对外销陶瓷生产，消费及其社会史背景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考古学研究不仅通过物质遗存和遗迹的空间特征描绘某一类贸易物资的全球分布，而且探求在这个广阔的图景中，不同地区、文明与国家如何应对全球规模的变局——本地既有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如何参与建构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在自身文化系统如何创生不同的意义，推动我们对全球化议题产生更深层次的认识。针对全球化的考古研究对田野工作的规模、空间尺度和脉络分析都带来新的挑战。田野发掘或区域调 查并不适合了解贸易物资的世界范围内分布状况，而是擅长描述它们使用与埋藏的场景，以及与当地物质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共存关系。由于文化和社会的差别，这种场景中的脉络关系常常存在地域性差别。因此，在重构贸易网络和经济史之外，早期全球化考古研究关注那些参与贸易网络中的人和社会的经历，从考古学视野用物质遗存书写民族志。

物质文化不仅是社会变迁的见证，而且为社会关系的再生、协商和变化提供行动领域。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生产、交换和消费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来协商社会角色。作为早期全球贸易中的主要商品，陶瓷在生产、转运和消费链条中的每个环节上都留下独特而数量可观的考古印记，例如窑址、城市、港口堆积、沉船等。与丝绸、香料、茶叶等大宗有机质货物相比，陶瓷碎片在沉船和遗址中得以完好保存，并且可以根据窑址考古和成分分析判断年代和产地。陶瓷考古显示，跨越东亚与印度洋世界的亚洲贸易网络在9世纪就已经相当成熟，在14世纪上半叶达到高峰。此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贸易陶瓷两度成为全球贸易重要物质。这些因素使外销陶瓷成为理解全球贸易结构变迁以及对当地社会影响的理想媒介。　　中国青花瓷的烧造是早期世界贸易和交流的产物。巩县、扬州，以及印度尼西亚黑石礁沉船出土的唐青花瓷器证明钴料在9世纪就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引入中国的陶瓷生产并返销海外。14世纪中叶，景德镇窑工匠使用进口钴料烧造出精美的元青花瓷器，并在制造初始，便以海外为目标市场，同青瓷、青白瓷、白瓷和黑瓷一起组成出口东南亚、西亚和东非市场的主要瓷器种类。至16世纪晚期，当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跨太平洋航路的开辟推动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青花瓷在陶瓷贸易中成为主导商品，并广泛地分布于全球各地。因此，史学家芬利（Robert Finlay）认为，瓷器为研究全球范围内持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最重要和分布最广泛的物质文化材料。　　13世纪以来，宋元政府对于国际贸易的支持、提倡，以福建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外销窑场的繁荣，明朝的海禁政策，海外作坊的兴起，中晚明时期对外贸易的复兴，欧洲贸易势力在东亚的出现，以白银为核心的太平洋贸易的发端等一系列历史变局，都与东南沿海外贸经济的起伏存在关联。在此过程中，中国沿海社会与逐渐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产生复杂的互动。闽商与福建经济在这个转折中担负重要的角色。福建陶瓷生产、转运和外销，在宋元时期就达到第一次高峰。在经历了明代早中期的低谷之后，福建陶瓷业又在晚明全球贸易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复兴并达到第二次出口高峰; 直到清初再次海禁，生产中心转向日本才告一段落。从宋元到清初，福建陶瓷工业参与了由传统的亚洲贸易体系向早期全球贸易体系的转折过程，因此对于从考古人类学视角来观察这一变迁和它对相关社会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晚明漳州窑考古为主要线索，通过对早期太平洋航线上产地、中转地和消费地考古陶瓷的分析，研究早期全球贸易与本地消费取向的关系。与晚明景德镇窑瓷器主要销往欧洲和中东市场的情况不同，漳州窑产品经常被欧洲殖民者用来在其东方殖民地或航线沿途土著社会交换香料、给养、人力等资源。这些外销瓷进一步通过本地贸易网络，深入那些远离贸易枢纽的内陆腹地或者边远岛屿。因此，漳州窑陶瓷散布范围跨越东南亚、非洲、美洲等世界各地考古遗址中。它们的广泛分布显示，即使当地社会不曾直接遭受殖民统治或参与殖民贸易，也都间接受到宏观贸易格局变革的影响，因为它们所处的传统贸易网络和社会关系已经发生质变。漳州窑瓷器因此呈 现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不同本土政治势力之间的互动，成为一种从考古学视野探讨早期全球化过程的独特物质文化类别。　　一、漳州　　为了加强海防和巩固统治，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贸易，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的方式进行。明代中期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兴盛、社会分工不断扩大，促进了民间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小商人阶层成为从事走私贸易的海商，为了生存需要而武装起来对抗官府的海禁政策，逐渐发展为武装商团。依托闽浙沿海地理环境和区域经济传统，形成规模巨大的海洋经济贸易体系，与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分庭抗礼。朱纨事件反映出当时的形势已经从民间海洋经济与朝廷势力之间的对抗，演变为中国社会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较量——民间外贸经济已经成为明代社会体制内可观的一股政治势力。　　16世纪欧洲贸易势力的东渐、新航路的开通以及殖民扩张，给传统的亚洲经济贸易体系带来结构性变化。变化的契机同时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朝贡贸易的衰落，商品经济繁荣引发的赋税制度改革，成为明朝政府调整海外贸易政策的内在推动力。为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增加财政来源，明政府于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漳州月港，允许本国商贾出东西洋从事民间贸易。　　位于九龙江出海口的月港凭借自身地理优势，以及悠久的灰色经济背景，在16世纪海内外贸易大变局形势下发展成为重要的民间贸易港口。大量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吕宋)和漳州间的海上贸易输入闽南，对晚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月港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瓷器、生丝、丝织品和茶叶。福建沿海地区在宋元时期已经成为重要的外销瓷产地，具有相当的生产规模。明代晚期，活跃的景德镇窑业生产仍然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本土和海外市场的需求，尤其是明万历早中期。原料和管理制度的困境，导致景德镇窑产量减少，不能同时在质量和产量上满足市场需求。产能的限制和经济利益的驱使等因素，使景德镇窑业集中于中、高端市场，专门外销欧洲和中东市场的开光纹饰克拉克瓷在此时问世。在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下，漳州窑的产量优势和运输便利，使它迅速成为生产景德镇窑替代品的基地，在晚明时代生产规模达到高峰。近年来国内外陆地和水下考古工作提供了漳州窑瓷器大量外销的重要依据。装载漳州瓷器的沉船广泛分布于南海海域、东南亚、印度洋和大西洋。日本、东南亚、西亚、非洲以及欧美遗址也频繁发现漳州陶瓷。晚明与宋元外销陶瓷的分布特征相比发生较大变化，使我们第一次在物质文化领域看到一种全球性贸易的空间格局。

陶瓷考古调查显示漳州窑场在平和、漳浦、诏安、南靖、云霄、华安等地都有分布。这些窑场之间有着共同特征和密切联系，形成有区域共同性和延续性的窑业系统。虽然不同窑址和生产阶段之间存在差异，漳州地区明清时期瓷器在型式、装饰纹样、制作工艺和窑炉技术等方面都具备一定的连续性。漳州窑场产品包括青花瓷、青瓷、白瓷、釉上彩绘瓷、色釉瓷等，其中青花瓷占据主要地位。这些窑场以外销为驱动力，制造了大量仿制景德镇窑瓷器而质量相对粗糙的产品。在其窑业遗址发现之前，西方学界一直沿袭古董商的传统把传世的漳州窑产品称作“汕头器”(Swatow ware)。由于汕头开埠时间较晚，学界很早就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20世纪50年代初，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东亚陶瓷史学者卡梅尔·阿尕-奥哥陆(Kamer Aga- Oglu)在整理来自菲律宾南部的顾塔收藏中大量外销瓷标本时，首次在考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这类不同于景德镇窑的产品可能来自华南的闽粤沿海窑场。她对菲律宾南部出土漳州窑青花瓷的著述成为这一研究领域早期的代表作。对比初步开展的景德镇卡拉克瓷窑址发掘，漳州窑址考古发现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由于漳州窑产品完全供给海外市场，其产品在中国考古遗址中非常少见，因此很久都没有成为中国陶瓷考古的研究课题。然而，这类产品在日本大量流传，并对日本陶瓷美学传统影响深远，所以在日本东洋陶瓷史研究中始终受到关注。其窑址的发现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日本溯源至闽南，在栗建安、楢崎彰一、熊海堂等中日考古学家合作调查中发现。随后通过窑址调查与发掘，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及海外消费市场的考古发掘，漳州窑研究逐渐成为早期全球贸易与殖民历史考古的重要环节。在东南亚、印度、非洲、美洲等地遗址中，漳州窑瓷片的出现成为全球贸易与欧洲殖民时代开端的断代标志。　　漳州窑瓷器装饰纹样和图案丰富多变、题材广泛。其装饰纹样受到同时期景德镇窑的很大影响，出现很多相同和相似的题材。同时，漳州窑产品无论是克拉克瓷风格和传统风格的青花瓷、彩绘瓷(包括日本所谓“吴须赤绘”)和素三彩瓷(包括日本所谓“交趾香盒”)中，都能看到一些很有创意的纹饰，是景德镇窑所没有的。这些窑场对装饰风格的选择极为灵活。仿克拉克瓷与传统风格的青花瓷、单色釉瓷和彩绘瓷，常常在同一窑场生产。庄良友进一步指出，作为大宗产品的传统风格青花瓷实际上更接近明代早中期的装饰纹样，而不是晚明景德镇窑的流行风格。这些多元风格的并存，显示出对不同市场消费取向的积极回应，而不是一味仿照当时景德镇窑的流行产品。

漳州窑场在制胎和施釉技术、窑炉和窑具、装烧工艺上，与景德镇窑存在显著区别。漳州窑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烧成技术致力于产量而不是质量的提高。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的窑业生产主要是使用横室阶级窑(图1)，产量高于同时期景德镇使用的鸭蛋型窑炉。漳州窑瓷器制作通常采用快轮成型，先刮足、后泼釉，施釉工艺较草率导致釉层不匀并在外底表面保留飞溅釉痕。匣钵内垫砂用于瓷器与匣钵分离，以及防止器物在高温烧成时变形，导致器物圈足上常常粘有大量粗黑砂粒(图2)。这些工艺技术特征提高了瓷器批量生产的效率，也使漳州窑的产品从外观上极具可辨识性。

图1. 漳州平和五寨洞口窑陂沟窑址横室阶级窑遗迹（李旻摄 2005）

图2. 漳州窑窑址标本和垫砂剖面（李旻摄 2005）

漳州窑和景德镇窑技术传统的差别，揭示出闽南窑工采用本地区宋元时期就已经自成体系的技术传统来组织生产，以此应对早期全球贸易和晚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商业机会。漳州窑业显示出几个特点: 依赖本地技术传统迅速投产并扩大生产规模、大批量生产单一品种产品、外向型市场、产品分布范围与全球贸易网络基本重合。这些特点都与贸易结构的转折紧密相关。如前所述，漳州窑产品的主要市场并非欧洲本土，而是早期全球贸易航程沿途社会，以及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传统市场。闽商在用本地窑业技术传统应对这种高度多样化的海外市场需求时体现出很高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使当地窑业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庞大的生产规模并主导了欧洲以外的外销瓷市场。漳州窑瓷器不但可以满足沿线社会的市场需求，而且在船舱中搭载大量厚重廉价的瓷器可以在航行中起到压舱作用，对茶叶、丝绸等重量较轻的货物形成平衡，这也是漳州窑产品的一个优势。　　漳州窑业的兴衰揭示了早期全球贸易的脆弱性与地方手工业技术传统的韧性。清朝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为切断郑成功与内地抗清力量的联系，清政府沿袭明朝海禁制度，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又在康熙元年(1662年)推行更为严厉的迁界政策，要求滨海居民悉数内迁，以绝东南沿海接济台湾之患。位于九龙江流域的平和漳州窑业因此衰落，日本有田窑业获得迅猛发展的机会以满足海外市场的庞大需求。然而，闽南漳州窑的工业传统并没有因为海禁完全中断。位于内陆华安和南靖地区的东溪窑在晚明时代已经成为漳州窑外围窑业中心，使用横式阶级龙窑技术烧制漳州窑风格产品。晚明到清初，东溪窑产品在日本、越南、菲律宾、埃及等地遗址或沉船上都有发现。在 康熙迁界以及窑业资源(燃料、原料)等综合原因导致平和等地漳州窑衰落之后，九龙江上游的东溪窑逐渐成为漳州窑业传统的中心（图3）。

图3.九龙江上游华安东溪窑 （栗建安拍摄）

二、菲律宾　　在16世纪之前，菲律宾是传统的亚洲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因盛产珍珠而知名。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和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都有关于闽商与菲律宾贸易的记载。西班牙殖民统治开始之际，菲律宾存在诸多商业势力，其中包括闽商集团、以马尼拉和苏禄为基地的穆斯林商团，以及旅居菲律宾北部的日本侨团。伊斯兰教将从印度洋的港口到菲律宾苏禄群岛的穆斯林贸易体系通过宗教连接在一起。摩洛商人(接受伊斯兰教的马来人与当地居民通婚的后裔)将从华商和日商手中购买的商品销售到分散在各岛的菲律宾社会。　　明代中期的菲律宾已经为东南沿海走私贸易目的地之一。菲律宾各岛发现数量可观的弘治时期景德镇窑青花瓷器。中国贸易瓷器成为菲律宾传统社会宗教祭祀仪式中的重要法器，祭司通过敲击瓷器召唤祖先和神灵。一件瓷器的可贵之处在于能让祖先 和神灵清晰地听到声响而降临，并接受供奉，福佑子孙。因此，当地社会将敲击瓷器时发出的声音作为衡量其质量的重要标准。13世纪之后，随着宋元陶瓷器在亚洲贸易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陶瓷器在菲律宾社会成为衡量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并广泛地出现在仪式庆典和宴会等活动中。　　在海船上用来作容器的釉陶瓮，在菲律宾与东南亚社会也被赋予重要的宗教意 义，这可能与瓷器贸易发端之前人形陶土瓮在当地文化中的宗教角色有关。这些所谓龙瓮(或称“马塔班”瓮)在婚丧嫁娶、部落结盟、祖先崇拜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例证显示，在亚洲贸易网络中，各地社会对贸易物资的接受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内在的文化秩序与价值取向。中国手工业产品在跨越文化边界之后在当地文化秩序中获得新的文化和社会身份。随着在当地社会中的转手交易，这些贸易陶瓷深入远离港口的内陆社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并参与当地社会关系的营建。在此过程中，渐渐脱离原产地的商业文化和价值定义。　　菲律宾考古所见的外销瓷分布特征显示，13世纪之后中国外销陶瓷在亚洲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日渐显著。15世纪之前，青瓷器在菲律宾贸易瓷市场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宋元时期青瓷器的来源，除了少量为浙江龙泉窑大窑的高质量梅子青产品外，主要是龙泉窑东区，福建连江、同安、闽清等地窑口的大批量外销产品。青瓷贸易从10世纪出现少量越窑产品开始，在13世纪出现稳定的增长，到14世纪上半叶达到贸易高峰。同时，还发现少量景德镇青白瓷、枢府白瓷、元青花，以及德化屈斗宫窑烧制的白瓷。　　菲律宾考古显示，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期，青花瓷器取代青瓷器成为贸易大宗。由于这段时间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社会政治变迁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观察贸易结构的转折有特殊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初，密歇根大学考古学家卡尔·顾塔(Carl Guthe)在菲律宾南部岛屿进行了为期三年半的考古发掘及调查。其二十多次田野工作共涉及542个遗址。顾塔的发掘对象多为墓葬，包括普通墓地和棺木堆叠的洞穴墓葬。出土一万多件器物和标本中包括近7500件陶瓷器皿和瓷片，年代跨越10世纪到18世纪，其中主要是14到16世纪产品。这些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瓷器产地包括中国、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以及少量西班牙殖民时期(16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贸易瓷器。还有许多菲律宾本地生产制造的陶瓷、贝饰、铁器、铜器，以及由美石、玻璃、黄金制成的珠饰，每一件都标有遗址和岛屿的出处。这批庞大的考古藏品为研究亚洲海上贸易网络的时空特征提供了重要证据。　　顾塔发掘的瓷器材料，为探索13到18世纪之间菲律宾南部社会变迁提供了可能性。从宋元时期到明代中期，中国陶瓷在菲律宾地区的分布，在质和量方面都呈现为一个连续性分布，没有明显的断裂。作为代表明代外销瓷主要类型的青花瓷器，在明早期(1368~1464)的顾塔考古标本中鲜有发现，这与同期中国外销瓷在东南亚地区的分布缺坏情况一致，是明政府严厉执行海禁政策的结果。顾塔发掘所得的近千件明中晚期青花瓷片中，明中期(1465~1522)的标本在质量上多数属于中上，在洞穴墓葬遗址中约占78%，普通墓葬遗址中约占60%。其中，中等质量的产品占大宗，在洞穴墓葬遗址中出土瓷器约为52%，普通墓葬遗址中约为46%; 质量粗劣的产品所占比例较小。这个时期的青花瓷器主要来自景德镇及其周围地区。这些贸易特征揭示出菲律宾南部岛屿原住民社会发展的内在变化导致对海外贸易财富的需求增加——在当地政治集团之间逐步加剧的竞争中，当地首领通过拥有大量的陶瓷制品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并进一步通过对贸易枢纽的控制为建立政治联盟和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威提供更多机会。

杨克(Laura Junker)对坦贾伊的研究和西村正雄对宿务的研究共同显示中国外贸陶瓷在墓葬和居址中呈现出数量上的显著增长。杨克的研究说明坦哈伊港口社会中的精英和非精英居民都比居住在河流上游的内陆居民有更多机会得到优质瓷器。西村正雄在宿务的研究显示，优质瓷器几乎全部出自其中一个遗址，瓷器最初只有有限的社会精英能够获得，数量的上升是消费群体扩大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宿务发现的元代和明代早期的瓷器质量较优且形式多样。随着政治网络规模的扩大导致瓷器的消费范围在社会等级中向下流动。对瓷器数量需求的增加和贸易陶瓷的普及也造成质量和形式的单一化趋势。这些研究共同存在把西班牙殖民时代开始之前与之后的外销瓷混在一起来分析地方政治与经济动态的缺点，忽略了菲律宾成为早期全球贸易重要枢纽的过程对中菲陶瓷贸易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16世纪晚期开始，菲律宾在早期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她的独特贸易地位很大程度上是葡萄牙与西班牙两个早期殖民帝国之间竞争与妥协的结果。哥伦布返回欧洲之后，两国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Tordesillas, 1494年)和萨拉戈萨(Saragossa, 1529年)等一系列旨在瓜分世界的条约以防止恶性竞争。这些条约把当时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一分为二，西半球属于西班牙势力范围，东半球则为葡萄牙势力范围。这些条约限制了西班牙沿大西洋向东航行绕道好望角在印度洋和亚洲扩张势力，只能向西航行殖民美洲。由于太平洋洋流的关系，麦哲伦船队开拓的是一条单向西行的环球路线，从美洲向西经太平洋航线到达菲律宾后，只能继续西行穿越葡萄牙垄断的东方航路才能返回欧洲。因此，麦哲伦在菲律宾卷入当地政治身亡之后，幸存的船员是以越界者的身份西渡印度洋返回西班牙的，并数度遭遇葡萄牙舰队的威胁与逮捕。　　西班牙在亚洲的商业成功取决于三个要素，控制一个能与各国商船交易的亚洲贸易港，找到一条从亚洲东行返回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路线，提供亚洲市场需要的硬通货白银。如果遵守条约所规划的世界秩序，西班牙参与亚洲贸易的唯一路径是从西属墨西哥殖民地西行跨越太平洋抵达菲律宾与东亚各地商船贸易，然后经原路返回墨西哥，将亚洲货物经陆路运输到大西洋西岸，向东航行返回西班牙（图4）。西班牙利用当时地理知识的漏洞，在西葡分界线以西的菲律宾建立和巩固了其殖民地，作为从美洲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的跳板。

图4. 马尼拉大帆船航线与早期全球贸易的发端

1564年，西班牙舰队从墨西哥出发占领宿务，菲律宾成为西属墨西哥总督府在亚洲的属地。次年, 西班牙传教士发现了从菲律宾出发、随北上洋流黑潮东航，穿越太平洋并沿加利福尼亚海岸南下返回墨西哥的航路。北太平洋航路的发现使得西班牙人建立起往返于菲律宾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港之间的大帆船贸易。1571年， 西班牙人从当地穆斯林首领手中夺得马尼拉之后，马尼拉成为大帆船贸易航线的起点（图5）。西班牙帝国终于通过对墨西哥和菲律宾的殖民控制和跨太平洋双向航路的开发， 建立起从西半球进入亚洲贸易网络的路径。

图5.左：十七世纪中页的马尼拉城（木箱内油画，墨西哥普埃布拉Museo de Arte Jose Luis Bello艺术博物馆收藏） 右：晚明克拉克瓷（作者拍摄）

西班牙在西葡条约框架的约束下，避免离开菲律宾到葡萄牙在东亚的航线上从事商业活动。然而，来自美洲的白银吸引了亚洲各国商人和葡萄牙商船来到菲律宾交易。1567年明朝海禁解除之后，从漳州月港出海贸易的商船主要是去往马尼拉, 出口货物是在美洲殖民城市中非常畅销的丝织品。菲律宾由传统亚洲贸易网络中的一个区域性中心港口转变成跨太平洋贸易航线上的重要枢纽，向西由闽商船队连接漳州月港， 向东由西班牙大帆船连接阿卡普尔科。广东汕头南澳岛发现的南澳一号明代沉船为研究漳州窑产品外销提供了重要佐证（图6）。这艘满载漳州窑瓷器的晚明木船在驶向东南亚的航程中沉没，目的地可能是菲律宾的马尼拉，所载瓷器货物七成来自漳州，只有三成来自景德镇。

图6.广东汕头南澳岛南澳一号沉船漳州窑瓷器 （新华网）

除了美洲殖民地消费之外，部分中国商品从陆路横穿美洲，从墨西哥湾的维拉克鲁斯港(Veracruz)装船跨越大西洋，运往西班牙首都塞维利亚。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连接亚、美、欧三个商品市场，因此成为全球化开端的标志性时刻。西班牙凭借对美洲银矿的殖民开发和晚明中国经济对于白银的大规模需求，加入到传统的亚洲贸易体系中来，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跨太平洋贸易的成功开辟导致中国手工业产品的畅销 与西班牙工业产品在美洲市场垄断地位的下降。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曾限制其殖民地船队从美洲前往菲律宾贸易，来保护本国在美洲的商业利益。　　从“珍珠之路”的源地变成全球化的重要枢纽之后，来自菲律宾本地社会遗址的考古材料反映出16世纪晚期的陶瓷器消费出现了显著变化。这在顾塔在菲律宾南部遗址发掘所获青花瓷的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体现。这一时期的洞穴墓葬和普通墓地遗址中，质量粗劣的瓷器分别为约65%和44%，其中主要为漳州窑的产品，这个数字接近明中期景德镇窑生产的中档产品。与整体质量下降相对的则是瓷器数量和质量分布的空间差异扩大。从质量分布来看，顾塔发掘的青花瓷标本从明中期陶瓷的正态分布(少量高级的产品，大量中级产品，少量低级产品)，向晚明时期的两极化趋势转变: 一边是少量景德镇窑生产的优质克拉克瓷，一边是大量漳州的低端产品; 而在明中期占据主要优势的中等质量的瓷器则减少了。从空间分布来看，有的遗址集中出现精致的景德镇窑瓷器，有的经历了数量和质量上的衰减。这可能代表殖民化历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经济地位的起伏。在顾塔发掘的考古标本中，晚明时期高质量的青花瓷器主要来自几个西班牙殖民中心遗址，其中两个地点出土的瓷器几乎半数以上为优质的景德镇窑克拉克瓷，而其他地方的墓地出土精品则非常稀少。　　对远途贸易的控制，曾经是菲律宾原住民社会政治权威的基础。西班牙的殖民，导致当地政治领袖权威的下降和财富来源的丧失。因此，当地政治势力与殖民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并与岛外的伊斯兰力量和西班牙的欧洲竞争对手建立同盟，联合对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为了平衡各种不同政治力量，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得不与一部分当地政治领袖建立政治联盟以获得其军事支持。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角力为当地社会提供了机会以及利用经济交易、军事援助、政治联姻等手段获取殖民资源的途径。因此，考古材料中的陶瓷器质量分布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当地社会的政治重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地看作殖民者与当地社会对立的结果。　　当时殖民地中心的陶瓷器消费情况，能够从西班牙沉船材料进行观察。1600年12 月14日，荷兰舰队在马尼拉外海击沉刚从美洲返航就仓促上阵的“圣地亚哥”(San Diego)号大帆船。水下考古发掘复原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早期殖民时代物质文化图景。“圣地亚哥”号沉船出水中国青花瓷器分为两种，包括精致的景德镇窑克拉克瓷器和相对粗糙的漳州窑仿克拉克大盘。其他陶瓷制品有来自美洲殖民地的陶制品，来自中国沿海和东南亚窑场的陶瓮，以及一种镶嵌有外销瓷碎片的西班牙传统土陶制品（图7）。这些陶瓷制品从质、量、空间分布和器型组合方面体现出显著差别，其中成套的景德镇窑克拉克瓷餐具来自高级舱位，与精细的景德镇瓷器流向殖民中心和欧洲市场的整体趋势一致。

图7.“圣地亚哥”号大帆船船载陶瓷、武器、银币与总督印章（作者拍摄）

漳州窑瓷器的出现与太平洋贸易开始的时间基本重合。作为这一时期主要商品之一，漳州窑瓷器分布于菲律宾的各个地区。据栗建安和笔者的观察，顾塔发掘明晚期青花瓷片中六成可以确认为漳州窑产品，其他则来自景德镇窑周围的窑口和福建广东沿海的不明窑口。其中部分漳州窑瓷器质量十分粗劣，接近窑址废品，可能作为压舱物输入菲律宾。对于一个后起的窑场，漳州窑业达到这种市场份额是综合了产地、转运港、海外市场多重领域贸易和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在菲律宾本地遗址出土的低端漳州窑制品中，传统风格制品和仿克拉克瓷制品都有出土，但传统风格制品明显偏多，体现出在16、17世纪的菲律宾社会变革中，传统的审美取向与欧洲殖民文化保持了差别。　　除了可能与殖民地有关的少数遗址之外，菲律宾南部遗址中普遍缺失的是16、17世纪中国外贸瓷中的优质产品，无论是传统纹样的景德镇万历青花瓷还是具有开光纹饰的克拉克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殖民统治和大帆船贸易对本地商业结构和贸易网络形成破坏。首先，控制主要贸易港是殖民统治和太平洋贸易的前提——这些港口曾经是本地社会政治发展的权力中心和主要财源，港口所有权的易手会影响传统贸易网络和社会结构; 其次，白银的流动改变了中菲贸易重点——跨太平洋贸易开始后，赴菲律宾贸易的闽南商船更热衷于用丝绸等货物来交易高利润的美洲白银，对菲律宾当地产品的需求相对下降。虽然连接福建与墨西哥的太平洋贸易对中国晚明社会的影响巨大，但菲律宾的当地社会并没有直接参与并从中获益。与西班牙对美洲的直接征服和殖民统治相比，菲律宾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新位置使当地社会经历了另一种殖民化历程——菲律宾本地社会在新的全球贸易格局中失去在亚洲贸易中的传统位置而面临边缘化。因此，考古学所见16世纪晚期菲律宾进口瓷器质量的下降和晚明中国窑业生产的重组是全球贸易不平衡发展的地方性体现。　　三、美洲

大帆船贸易的发端使太平洋几乎成为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内湖。白银贸易也给中南美洲殖民地的市井文化带来了浓重的东亚色彩。其中，中国外销陶瓷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分布非常广泛。美洲出土的中国贸易瓷器来自多个窑场，包括景德镇窑产品与福建、广东和浙江窑口不同规模和质量的产品，其中既有针对出口大规模生产的低端产品，也有精工细作的优质产品。墨西哥出土中国贸易瓷器的数量于晚明时期达到高 峰，17世纪后期开始有所下降，直到1815年之前都只有少量进口。对墨西哥城圣赫罗尼莫(San Jeronimo)修道院发掘出土瓷器的量化分析显示，明万历时期的瓷器约占瓷器总数的56%，转折期时下降到20%，清康熙时期则为15%，其中三分之二的瓷器为青花瓷。　　在墨西哥发现的中国瓷器的种类除了克拉克瓷、福建漳州窑的青花瓷和彩绘瓷，还有专为欧洲和墨西哥市场烧制的瓷器。例如，被称为膏药罐(Albarello)的瓷器便是代表墨西哥品位的形式。这种束腰长圆柱形罐的造型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波斯，通常用来装药物和调料。虽然这种罐子大多为当地生产，也有一部分从中国进口。在墨西哥城旧市区中心索卡洛(Zocalo)区，西班牙总督府、大教堂、市政厅和周围一些街区殖民时期地层都有中国瓷器出土。1595年，西班牙在新墨西哥建立了殖民地之后，中国瓷器也随之进入圣达菲(Santa Fe)地区，圣达菲总督府遗址就有明万历时期和明清转折期陶瓷出土。　　在普埃布拉(Puebla de Zaragoza)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陶瓷对当地制陶业的影响。拥有丰富制陶原料的普埃布拉在历史上一直是墨西哥重要的制陶中心，并在近代受到多重文化的影响。当地陶器中具有来自伊斯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特征，后来又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由于普埃布拉位于阿卡普尔科和韦拉克鲁斯两港之间的中点，当地陶工有机会见到通过大帆船贸易运来的中国瓷器。17世纪中期，在当时风尚的影响下，普埃布拉陶工开始仿造当时盛行的中国青花瓷器样式用于本土的陶器装饰。1653年的一份陶器行会的规定明确说明要模仿中国瓷器，要求陶工制作类似中国青花瓷那样具有纯正蓝色釉和装饰的陶器。虽然当地陶器在17至18世纪之间都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但依旧延续了本土的陶瓷艺术。当地陶工将各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普埃布拉陶艺传统。　　与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殖民中心相比，我们对中国陶瓷在北美洲印第安原住民社会中的使用情况所知甚少。在美洲传统社会的审美体系和价值诉求中，闪亮的物质有很强的文化意义。因此，与菲律宾传统社会相比，是光泽而非声音在主导美洲印第安居民对瓷器的兴趣。由于美洲印第安文化有很强的地区差别，在殖民化进程中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因此中国陶瓷在各地物质文化中的意义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早期全球贸易中的殖民化进程不全是通过领土扩张的形式实现——欧洲的海上殖民帝国结构更接近一系列控制核心资源和航道的岛链。在很长的时间中，并非所有的印第安社会都处于欧洲殖民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但他们会通过疾病传播、贸易物资流入等原因受到间接的影响。这种特征与前述菲律宾南部的原住民社会相似——他们不是早期全球贸易的直接参与者，但通过贸易格局转变和人口流动的间接影响而发生不可逆转的变迁。　　与菲律宾不同的是，北美洲西岸印第安原住民社会在太平洋航线开通之前和之后都不是亚洲和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虽然西班牙人在1542年就到过加利福尼亚 一带，直接的殖民统治在1769年才开始，中间所谓的原史时期(protohistoric period, 1542~1769)经历的是一种没有直接殖民统治的社会变迁。欧洲航海记录和印第安部落的口述叙事都有彼此接触的记录。厄尔兰德森(Jon Erlandson)等学者提出当地社会可能通过与西班牙水手的接触，感染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而导致大量死亡和人口下降，到18世纪才又回升。　　北美洲西海岸社会与中国外销瓷的接触主要围绕几次马尼拉大帆船沉船事件发生，以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德雷克湾(Drake’s Bay，当地印第安人称为Tama’l- Hu’ye)的米沃克(Miwok)部落遗址出土最为集中。德雷克湾因为可能是英国航海家兼海盗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 船长乘“金鹿”(Golden Hind)号帆船环游世界时停留休整过的泊地而得名，因此很早就吸引了当地学者的浓厚兴趣。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水下资源中心考古学家马修·罗赛(Matthew A. Russell)统计，由旧金山不同学术机构主导的考古发掘活动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一共发掘16个遗址点。在聚落生活垃圾的堆积中，发现有1100余件16世纪欧洲航海时期的遗物，其中包括一千多件晚明时期的青花瓷片，包括景德镇窑克拉克瓷和福建漳州窑的产品， 代表至少235件瓷器。其他物品包括釉陶碎片、铁钉和其他小件（图8）。

图8.德雷克湾出土16世纪铁钉与瓷器遗址分布图 （Heizer 1941 :320）

当年参与发掘的航海史家爱德华·冯·波顿(Edward Von der Porten)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东亚陶瓷史家克拉伦斯·尚格劳(Clarence Shangraw)曾根据瓷片的釉色、质量、装饰风格和磨损程度几个方面的差别，将德雷克湾印第安聚落出土的考古标本与16世纪晚期史料中欧洲人与当地印第安部落发生的两次接触事件联系起来。第一批瓷器来自1579年六月德雷克船长与当地米沃克部落之间的礼物交换。德雷克船队的航行记录显示，英国人在南美洲西海岸劫掠过两艘西班牙大帆船，所获财物包括金银和瓷器。英国船队在北美西海岸休整为跨洋航行作准备的五周中，德雷克船长与当地部落有过接触，并根据大不列颠岛的古称将当地命名为新阿尔比恩(New Albion)，代表英国王室对当地宣示主权（图9）。

图9.十六世纪晚期欧洲人与旧金山米沃克部落发生的两次接触事件

第二批瓷器来自1595年十一月，从马尼拉返航的西班牙“圣奥古斯丁”(San Agustin)号大帆船在德雷克湾停泊，水手们与当地米沃克部落存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和平交往。此后，“圣奥古斯丁”号被一场冬季风暴吹走后触礁搁浅。文献记录显示他们在弃船之前与印第安人之间就货物的打捞问题关系恶化，并发生冲突。最终，船长瑟密纽(Sebastian Rodriquez Cermeno)决定放弃货物与大船，率领他的西班牙水手们乘一艘小船辗转到达墨西哥。其船体至今尚未通过水下考古寻获。

尚格劳和冯·波顿根据中国史料中对万历时代景德镇窑业所经的变革作为区分标准——16世纪70年代的景德镇青花瓷颜色偏重，而90年代由于钴料短缺导致蓝色偏淡，并在图案描绘质量上有所下降。他们进一步指出有冲刷磨痕的瓷片(笔者目测主要是漳州窑标本)来自沉没海底的“圣奥古斯丁”号大帆船。没有海水冲刷磨蚀痕迹的瓷片中，蓝色偏重的标本来自“金鹿”号船员与米沃克部落之间的礼物交换，蓝色偏淡的瓷片可能是在“圣奥古斯丁”号大帆船搁浅沉没之前由当地印第安人搬运下船。　　这种分析的前提是时代风格和质量的整齐划一。然而，无论在生产组织和采购转运环节，每个时代内部存在的差异幅度都有可能超过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基于文献描述建立时代特征，在跨度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段中区分来自两个历史事件的考古遗 存已经超越了陶瓷考古分析的有效范畴，特别是在景德镇克拉克瓷窑址遗存分期完全缺席的前提之下。两位作者这番努力的历史原因在于早期加利福尼亚考古的殖民性特征——寻找德雷克船长的遗迹是这个考古学传统的终极使命。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肯特·莱特福德(Kent Lightfoot)为代表的当代考古人类学家已经不再认同这个历史使命，并对德雷克船长登陆休整并命名的新阿尔比恩是否在德雷克湾，以及德雷克湾米沃克聚落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中是否存在这次事件的遗存持保留态度。　　基于笔者在旧金山雷斯岬国家海岸公园(Point Reyes National Seashore)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考古工作站对这批出土陶瓷的实地观察，绝大部分标本的确是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的青花瓷片。其中约有一半标本有海底冲刷磨损的痕迹，但仅仅根据风格差异不太可能把这批数量可观的瓷片全部锁定在两次事件上。其中有少量标本更接近17世纪早期风格的瓷片，如立凤纹饰漳州窑标本(1034)，或许另有来源。虽然没有具体到遗迹的报告，我们还是能把这批考古标本看成一个整体进行观察。与顾塔收藏中菲律宾南部岛屿的青花瓷分布特征相比，德雷克湾的瓷片中高质量标本的比例非常高，主要是景德镇的优质克拉克瓷，大部分做工精湛，色彩亮丽，有的图案风格与1600年沉没的“圣地亚哥”号沉船瓷器相近。这批考古标本中，漳州窑产品的比例很低。从磨损情况来看，数量偏低不像是因为漳州窑陶瓷密度较低而易为自然力摧毁所导致。聚落中的出土标本可能来自不同船只，上岸的情况又各不相同， 由此推测贸易结构有相当的变数。菲律宾南部的标本同样是陆地遗址出土，中间环节更不可追溯。然而，即使粗略比较，还是能看出两批数量上千的标本中，优质景德镇克拉克瓷与低端漳州产品的分布特征相反——德雷克湾以克拉克瓷为主，菲南以漳州窑为主。由于德雷克湾瓷片主要来自当时大帆船贸易的陶瓷货物，这种差别有可能说明殖民时代大帆船贸易与菲律宾南部本土贸易之间的差别。　　早期加利福尼亚考古研究的重点是确认德雷克船长登陆的考古证据，而非中国陶瓷如何成为米沃克印第安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了解中国陶瓷在早期全球贸易中社会角色的转变，美洲原住民的视角尤为重要——他们如何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中理解这些陌生的器物? 他们如何将西班牙大帆船带来的东方物品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文化实践、宗教仪式与价值体系中? 1595年西班牙水手和当地米沃克狩猎采集部落之间长达一个多月的持续互动，以及西班牙水手离开后印第安人对沉船货物的打捞，使之成为迄今为止加利福尼亚早期历史中考古记录最丰富的跨文化互动事件，也是西班牙人在18世纪晚期在当地开始殖民活动之前近两百年间最后一次有记录可查的跨文化接触。米沃克部落的零星或系统收集和打捞活动可能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长达一个月的接触使得当地印第安人清楚地了解西班牙水手与这些陶瓷之间的关系。

同时，在沉船之后的四百年间，陆续有瓷片从沉没海底的“圣奥古斯丁”号大帆船上冲刷上岸。因此，部分瓷片是在沉船事件之后很久才进入当地印第安人的视野，导致人与物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在太平洋两岸之间这种缓释发生的物质文化交流中，当地居民的文化脉络和价值判断左右着他们对这些中国陶瓷的理解。在殖民时代之前，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米沃克部落没有制陶和农业传统。陶器的功能主要由琢磨而成的石器、贝壳容器，以及精细编制的篮子来完成。米沃克社会用贝壳磨制加工而成的圆片珠串用于交换、仪式，以及显示财富与尊贵地位。加州印第安部落发达的贝珠加工业使得在贝壳上钻孔的石钻头原料也成为重要商品。　　考古证据显示，米沃克社会用贝壳的概念来理解他们得到的中国瓷器。德雷克湾出土的瓷片中有不超过十件边缘经过打制加工，都是来自景德镇克拉克瓷的碎片。多数碎片没有保持原有图案的完整性，而是直接磨制成圆片珠的形状。从打制加工和尝试钻孔的痕迹来看，当地贝饰制造业和打制石器的技术有密切关联。有一件圆盘是小心地围绕克拉克瓷盘的中心图案截取，而另一件吊坠则保持了克拉克瓷装饰的开光连珠纹饰(图10)。在这些加工选择的细节上，我们看到中国陶瓷的艺术表现如何被纳入以贝饰为中心的米沃克部落物质文化与价值体系中。在没有制陶业的米沃克文化传统中，瓷器成为本土贝饰文化和石器传统的自然延伸，当地社会试图把新的贸易网络带来的物质文化纳入原有文化结构中。

图10.旧金山德雷克湾印第安聚落遗址出土经过加工的克拉克瓷盘圆心，开光连珠纹吊坠，漳州窑大盘碎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雷斯岬国家海岸公园工作站提供）

墨西哥巴哈加利福尼亚半岛中部恩塞纳达市(Ensenada)附近海滩上出土的另一艘大帆船遗址也出现景德镇与漳州窑瓷片、景泰蓝、石雕、漆器等中国货物。廿年来，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对恩塞纳达沉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显示这是一艘船体外包铅片的西班牙大帆船。根据船载蜂蜡被寄生船蛆蛀蚀的情况推知，该船在海滩搁浅一年多以后才在风暴中解体，导致船体碎片和船载物资散落在沿海岸南北延绵约11千米，东西宽约180米的沙滩上，形成陆上沉船遗址。　　当地印第安社会对恩塞纳达沉船中国陶瓷的态度与德雷克湾的情况相似。少数景德镇瓷片有被当地印第安人打制为刮削器的痕迹(图11)。尚没有漳州窑瓷器被改制器物的现象，这可能与漳州窑瓷片质地较差和整体数量很低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当肩负考察与拓殖使命的西班牙耶稣会神父康萨格(Father Consag)在18世纪中叶到达此地时，当地印第安人给他展示了中国瓷器，并带他造访了一处散落瓷器的海滩，说明来自这个沉船地点和中国瓷器已经成为当地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此后两百多年之后，这个遗址再度被遗忘，直到近廿年的考古发现。

图11.墨西哥巴哈半岛恩塞纳达沉船复原图与经过打制的景德镇青花瓷片（左下）（翁彦俊拍摄）

尚格劳根据这批陶瓷器物种类丰富、质量差别幅度大、图案繁多，并多为中国与东南亚市场喜闻乐见的主题，如丹凤朝阳纹、火焰纹、山水纹、兰草纹、灵芝纹、螭龙纹、雀上枝头纹、凤穿花纹、佛珠纹、人物纹、草书诗文等特征，指出此船货物可能带有大帆船贸易肇始之际的试销特性，代表的是当时亚洲贸易体系内部的货物构成。其中部分为西班牙殖民地和欧洲市场所钟爱，日后成为外销陶瓷的主导纹样。不符合西班牙审美与器用传统的造型，以及成本高昂的五彩瓷器，则在后面的订单中消失。参与发掘并负责整理出土陶瓷的冯·波顿进一步以他和尚格劳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德雷克湾出土陶瓷的断代分析为坐标，指出这艘满载“试销品”的大帆船早于1579年德雷克与米沃克部落的交往。　　在这两个前提的堆叠之上，冯·波顿在1565年和1579年之间马尼拉大帆船航行档案中寻找早期失事大帆船的史料证据，将恩塞纳达沉船推定为于1576年失事的“圣菲利普”(San Felipe)号大帆船。此后，新发现的文献记录显示“圣菲利普号”在北太平洋航行途中遭遇风暴受损，并且在试图返回菲律宾的途中沉没。因此，冯·波顿将恩塞纳达沉船重新推定为失踪于1578年的“圣万尼诺”(San Juanillo)号大帆船。　　从恩塞纳达沉船船名归属的变更可以看出，对沉船年代的判断始终基于两个前提——德雷克船长1579年造访德雷克湾，部分当地出土中国陶瓷为德雷克船长所遗留。无论是美国西岸历史考古对德雷克船长登陆地点的判定，还是现有中国陶瓷年代分期，两个前提都远非坚实。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今天唯一确凿的年代标尺是1595年沉没在德雷克湾的“圣奥古斯丁”号大帆船。由于德雷克船长在加州殖民地历史上的独特意义，冯·波顿和尚格劳两位学者对这个标尺的坚持，已经超越了考古材料所能支持的辨析度。无论是16世纪晚期的景德镇陶瓷考古，还是世界各地沉船陶瓷分期， 都并不足以支持这种完全史料化的解读。船载货物的变化也不一定遵循尚格劳所提出的线性轨迹。因此，在何种程度上恩塞纳达沉船代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初期考古遗迹，尚不可确知。

翁彦俊对出土1620件瓷器残片的分析显示船载陶瓷以景德镇产品为主，与德雷克湾遗址出土陶瓷组合特征相似。其中，生产成本较高的景德镇五彩产品在恩塞纳达沉船的瓷器货物中占13%，而同类产品在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晚明瓷片中则占比不到百分之一（图12）。漳州窑产品仅26件，如果沉船事件的确发生在16世纪70年代，那么这批产品对了解漳州窑业的发端有重要意义（图13）。

图12.墨西哥巴哈半岛恩塞纳达沉船出土景德镇青花与五彩瓷片（翁彦俊拍摄）

图13.墨西哥巴哈半岛恩塞纳达沉船出土漳州窑大盘（爱德华·冯·波顿拍摄与绘图）

四、结语　　陶瓷是探索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向近现代全球贸易格局转折的重要参照物——考古发现的外销瓷不仅提供了长途贸易的证据，同时承载了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的变迁，作为物质文化参与缔造近现代社会风貌。欧洲贸易势力对印度洋和东亚贸易网络的渗透为由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和东南亚国家所构筑与主导的亚洲贸易体系带来一系列变化。16世纪晚期，美洲的低价白银经由马尼拉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给原有的亚洲贸易网络增加了跨太平洋的纬度。海外市场的扩大导致闽南沿海贸易瓷生产再次出现生产高峰。景德镇陶瓷业与新兴的漳州陶瓷业形成了针对不同市场的分工生产。从考古学视野观察自宋元以来窑业技术发展与产品分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闽南陶瓷业独特历史传统和延续性。　　在中国朝贡贸易制度之外，闽南民间商业势力积极参与了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和早期全球贸易体系的塑造。即使在漳州窑核心区窑业生产因康熙迁界衰落，位于九龙江上游的东溪窑保持了漳州窑业传统，并在海禁废弛之后复兴。在月港淤塞、厦门港兴起的大背景之下，厦门成为清代中晚期东溪窑产品出口的主要港口，其产品遍及世界各地，特别是19世纪华工与华侨的聚居地，因此成为研究近代历史的物质文化遗存。

图14.漳州窑技术在华南的传承（栗建安制图）

中国陶瓷贸易的扩大使墨西哥、秘鲁、西班牙、漳州、日本、葡萄牙、菲律宾和荷兰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紧密相连。作为中国陶瓷制品外销的大宗, 景德镇和漳州窑业产品为研究东亚、东南亚、印度洋、美洲、欧洲贸易特征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并帮助我们探索全球化对本地社会的影响和殖民化过程中的多样体验。在这些跨文化流通中，中国陶瓷并非简单的贸易品，而是在不同社会中具有复杂而微妙的含义，它们既可以是实用的又可以是仪式的器物，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塑造着早期全球化物质文化的特征。德雷克湾和恩塞纳达两个沉船遗址出土的中国外销陶瓷以及当地印第安社会对这些陶瓷碎片的再生利用共同显示，中国陶瓷以物质文化的方式参与了各地原住民 社会与欧洲殖民势力之间的跨文化交往，成为不断扩大的早期全球化考古中两个独特范例。　　菲律宾经历了从13世纪亚洲贸易向近现代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转折。它在亚洲跨太平洋航路上的地理优势，使其在16世纪全球贸易开始后成为连接东亚、东南亚、美洲和欧洲的桥梁。在那些远离殖民中心和贸易港口的洞穴墓葬中，漳州窑产品的出现揭示这些社会并没有独立于全球贸易与西班牙殖民扩张的影响之外。因此，漳州窑产品在欧洲之外的海外市场中占据的主导位置成为早期全球化考古的标志性器物。未来针对印度洋航线上漳州窑产品分布特征的考古学研究，将会给全球贸易考古提供另一个重要视角。　　附记：感谢栗建安先生、爱德华·冯·波顿先生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雷斯岬国家海岸公园工作站对这项研究提供的学术支持。原文与书目见山东大学出版《东方考古》2023年刊。

（作者：李旻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原文刊于《东方考古》，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编辑部，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