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之《北齐书》

东魏北齐是由出身六镇鲜卑的高欢及其诸子为掌权者和皇帝，以鲜卑和鲜卑化的六镇勋贵军士为军队主力，以河北大族等北方士族门阀为文官的胡汉多族群联合政权。其存续时间较短（534-577），统治区主要在华北，并未一统北方，被原弱于自身的西魏北周所灭，如此东魏北齐应属于中古史上不具重要地位的小王朝之列。人们对他的认识大多停留在皇室荒淫残暴、官僚贪污暴敛、胡汉矛盾严重的表象之上。然而，东魏北齐是中古史大家陈寅恪先生重点关注的朝代，在其所论隋唐制度三源中，北齐继承北魏是最为重要的一源，在中古制度演进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陈寅恪虽从制度源流上得出北齐继承孝文帝汉化的结论，但并没有继续从制度视角探讨东魏北齐政权性质及其灭亡原因，转而从胡汉冲突视角，构建东魏北齐史研究框架，探讨北齐灭亡原因。笔者拟就胡汉冲突视角与东魏北齐史研究谈一下想法。

一、胡汉冲突视角与东魏北齐史研究的开展

用胡汉冲突视角研究东魏北齐史，发端于陈寅恪先生1940年代所提对东魏北齐胡汉关系的经典论述，“北齐鲜卑化的风气极盛……这种民族成见以‘化’分，非以血统分。其表现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鲜卑化人，反对、排斥与杀害汉人或汉化之人。北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常情况，是因为北齐的建立，依靠六镇军人。而六镇军人作为一个保持鲜卑化的武装集团，本是洛阳汉化文官集团的反对者。六镇起兵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反动。这种反动，在北齐的鲜卑化中，表现出来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251页）。从中可见，陈寅恪用胡汉冲突视角构建了东魏北齐史研究的大致逻辑框架，即东魏北齐史开端于北魏末六镇军人暴动，六镇军人是鲜卑化的武装集团，鲜卑化意味着反汉化，鲜卑化人在统治集团权力斗争中排斥打压汉人，着重强调胡汉关系中冲突矛盾一面。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东魏北齐史研究初起阶段，陈寅恪所采用胡汉冲突的视角成为学界研究东魏北齐史的切入点。如周一良先生将鲜卑化引入对北齐统治集团权力斗争的研究中，提出北齐是“大鲜卑主义”时代，即鲜卑和胡化汉人统治者对地主阶级的汉族高门一贯地采取压制手段（《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50页）。缪钺先生将鲜卑化所导致的胡汉矛盾视为东魏北齐政治的主流，认为“反观高氏，虽其所凭借者胜于宇文，然并无调和汉人与鲜卑之方策，故东魏北齐四十余年之中，其政治上常发生鲜卑与汉人之冲突，力量分散，齐为周灭，此其一因”。他将东魏静帝时高澄、高洋执政之际，汉人士族崔暹、崔季舒与鲜卑亲贵势力的权力斗争；废帝高殷时的乾明之变；高纬时祖珽执政而被鲜卑亲贵（确切地说应为“恩倖”）排挤、崔季舒等汉族士人被杀等三次大事件，归结为三次胡汉斗争（《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78-94页）。由此，学界对东魏北齐政治史研究基本上就是围绕胡汉斗争所展开，在一定程度上胡汉冲突就等同于东魏北齐史。

用胡汉冲突视角研究东魏北齐史存在逻辑上的缺陷，如出身六镇鲜卑的高欢及诸勋贵是否会因其自身浓厚鲜卑化，就必然要反汉化？学界也意识到胡汉冲突视角研究东魏北齐史的诸多局限，在研究中加入新观点和新因素。对北魏、北齐时期所谓胡汉冲突主要论据的“汉儿”一词，苏杭先生认为“汉儿”仅指中原汉人或具有汉文化面貌的人群，并不是一个“民族”或“文化集团”的称号。东魏北齐时期“汉儿”划分的基础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其时在六镇集团中盛行的“汉儿”歧视，目的是为了强化六镇集团的族类身份边界，以维护其在政治资源分 配中的特权地位（《“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 ———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如孙同勋先生在认为政权上北镇胡人势力大于中原汉化势力同时，认为在文化上汉化（文教制度）盛于胡化（《北魏末年与北齐时代的胡汉冲突》。《拓跋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15年版，213页）。再如以往学界普遍从胡汉冲突探讨北齐灭亡，吕春盛先生将东魏北齐不断巩固君权的政治因素引入东魏北齐史研究，认为君权转移问题和胡汉冲突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是导致北齐灭亡的结构性因素，而产生此种不解之局的原因在于东魏之初高欢与怀朔勋贵共有政权，在北齐高氏皇帝与宗室共掌政权的分权结构（《北齐政治史研究——北齐衰亡原因之考察》，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7年版，5-8页，267-271页）。

从十六国北朝胡汉关系大势看，胡汉冲突是胡汉关系的一方面，胡汉交融也是胡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胡汉冲突视角仅能看到东魏北齐所谓的“鲜卑化”，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北齐就被忽视。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界逐渐对用胡汉冲突研究东魏北齐史的思路模式提出质疑和否定。如黄永年先生《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一文对缪越先生三次胡汉斗争的观点，他提出“鲜卑势盛是否会引起汉人与鲜卑的相争？汉人失败，民族问题不能解决是否就会亡国？”的质疑，认为东魏北齐政治斗争多与民族斗争无关，而多是文人与武人、文人与勋贵的斗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9页、39页）。胡胜源先生则认为东魏政治的主轴乃对孝文帝政治遗产的推崇。表现在高欢高度尊奉孝文帝曾孙孝静帝、高洋篡位遭遇重重困难及大杀元氏等点上。而北齐一系列政治斗争主要是在于诸帝维护皇权所致，也与胡汉冲突无关（《东魏北齐的政治与文化问题新探》，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212页）。

综上，从胡汉冲突视角出发研究东魏北齐史，是中古学界认识东魏北齐族群关系、政局演变及其灭亡的常用思路。随着研究推进，其局限也越发明显，学界也在改进乃至质疑、否定胡汉冲突视角，尝试发现被胡汉冲突、鲜卑化掩盖的多面北齐。

二、北魏末六镇暴动、尔朱荣专权没有改变北朝社会汉化大势

19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认为由鲜卑化的六镇军人所发起的六镇之乱（暴动）是北朝后期政治社会由汉化转向胡化的转折点，“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略论稿，48页）。

根据笔者在《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统领六镇军人的六镇豪帅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分为具有“良家子”身份、在北魏统治集团出身地位不高、掌握军镇军政权力的良家豪帅；承担兵源赋役调发，以被征服者身份强行被北魏国家迁至六镇的高车等众多胡族部落豪帅。六镇暴动性质主要是由在军镇内部没有地位的匈奴、高车等胡族部落豪帅领导，以高车部落兵为主体，为生存反抗当地军镇压迫的抗暴斗争，大多数六镇良家豪帅为保住在当地政治和经济利益，站在军镇和洛阳汉化朝廷一边，成为镇压暴动的重要力量，六镇暴动没有反抗洛阳朝廷、反汉化的性质。因此，东西魏是由六镇军人所建，六镇暴动作为东魏北齐史的开端没有问题，但不能作为就从胡汉冲突视角研究东魏北齐史的逻辑起点。既然如此，由六镇暴动引发的尔朱荣专权，能否作为胡汉冲突视角研究北朝后期史的起点，如陈寅恪所论是对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呢？

六镇暴动后，盘踞并、肆的契胡酋帅尔朱荣统帅的亲族部落与被其收容的六镇豪帅组成的联合武装，成为北方军事实力最强的政治军事集团。尔朱荣借孝明帝被毒杀为由，南下洛阳拥立宗王元子攸为帝（孝庄帝）夺取执政权。胡风尚武的尔朱荣与洛阳胡汉门阀有较深隔阂，如尔朱荣遣人征诏门阀穆绍，穆绍“以为必死，哭辞家庙”（《魏书》卷二七《穆崇传》）。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大肆屠杀洛阳朝廷的胡汉门阀，其原因是如其所说“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并非为反汉化。孝文帝改革所建立的门阀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使汉族门阀大族与北魏皇帝、宗室和勋贵结合在一起。胡汉门阀普遍支持孝文帝改革，“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魏书》卷二四《崔僧渊传》）。

尔朱荣虽武力强大，但也无法与尊崇孝文帝改制的社会潮流对抗，其十余万武装也不足以控制遍布世家大族私人武装的整个北方。因此，尔朱荣集团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推翻孝文帝所开创以门阀制为核心的汉化制度。这是他发动河阴之变后精神恍惚打消其称帝念头，只能转而尊奉魏帝，建立霸府遥控朝政，采取将家族亲信安插到汉化官僚体制之内的方式专权，“身虽居外，恒遥制朝廷，广布亲戚，列为左右，伺察动静，小大必知。或有侥幸求官者，皆诣荣承候，得其启请，无不遂之”（《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尔朱荣专权是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残存的鲜卑化军事勋贵，大力提拔中下层寒人，企图解决门阀体制贪污、重文轻武等诸多缺陷的尝试，“六合宁一，八表无尘，然后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观风俗，布政教”（《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尔朱氏虽没有废除门阀制的想法，但仍对高度汉化的北魏皇室、胡汉门阀的政治特权构成巨大冲击。为维护自身特权和利益，洛阳胡汉士族联合对尔朱荣专权不满的孝庄帝将尔朱荣谋杀。随即尔朱兆等尔朱氏核心成员以为尔朱荣报仇为名，攻占洛阳。尔朱兆攻入洛阳后大肆报复，“兆营于尚书省，用天子金鼓，设刻漏于庭，扑杀皇子，污辱嫔御妃主，纵兵大掠，杀司空临淮王彧、尚书左仆射范阳王诲、青州刺史李延寔等”（《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梁纪十》武帝中大通二年[530]十二月甲辰条）。尔朱氏诛杀皇帝，擅行废立的不臣之举，使其在政治上彻底破产，遭到拥有政治权威的胡汉门阀士族的一致反对，在地方上拥有宗族部曲势力的汉人士族门阀更是不能容忍。这使尔朱兆、尔朱世隆等人重掌政权后空前孤立，只能控制朝廷和几个战略要地，各自为政，“尔朱兆之在晋阳，天光之据陇右，仲远镇捍东南，世隆专秉朝政，于时立君废主易于弈棋，庆赏威刑咸出于己”（《魏书》卷七五《史臣曰》）。尔朱兆等人缺少掌握汉化政体的能力，围绕拥立皇帝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分配问题几乎兵戎相见（《魏书》卷七五《尔朱彦伯传》）。以上是尔朱氏在高欢六镇军和河北大族联合讨伐下，经广阿、韩陵之战后就土崩瓦解的原因。

由此，尔朱荣家族为代表的鲜卑军事勋贵与以魏帝为代表的胡汉门阀之间的相互残杀，是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不是废除孝文帝汉化典章制度之争，更非北朝社会汉化还是胡化的演进趋势之争。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士族化、胡汉交融是中国北方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会因为鲜卑化军事勋贵集团短暂掌权和武力冲击而改变。从一度掌握朝政的尔朱荣军事集团骤兴骤亡来看，与这一趋势相背离，即使军事力量强大，部落组织有力，能够依靠武力大力屠杀门阀士族，也摆脱不了集团崩溃速亡的结局。

三、胡汉冲突视角无法深究东魏北齐继承孝文帝改制及灭亡原因

尔朱荣死后，六镇武装大多被出身六镇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所掌握。高欢是六镇暴动的参与者，六镇镇民纵横河北胡汉仇杀的亲历者，发动河阴之变的主要策划者。他深知得不到河北大族的容纳使六镇镇民无法在河北扎根，大杀士族挑战门阀秩序造成尔朱荣身死族灭，仅靠掌握十余万六镇武装无法与在地方上拥有强劲武力的门阀大族长期对峙，要使跟随自己的六镇镇民在北方汉地生存下去，必须要尊奉魏帝，维护门阀制，保证胡汉门阀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这是高欢及所率领六镇豪帅能得到河北大族支持，消灭尔朱氏，战胜企图独揽朝政的孝武帝元修和洛阳胡汉门阀挑战，建立东魏的原因。

河北大族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受益者，高欢要保持与和河北大族的联合关系，就要保存维护建立在均田和三长制上，由河北大族主导的华北社会；承认河北大族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北魏宗室、胡汉门阀士族的地位乃至权力，由此，东魏得以全面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后的制度典章。这其中虽有高欢与宇文泰在政治上争夺北方正统的考虑，但如上所论，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形成的门阀社会结构，已然不是十余万鲜卑武装所能改变。这是高欢及其所率的六镇鲜卑将士选择与河北大族合作，接纳北魏宗室洛阳胡汉门阀，继承孝文帝汉化改革，将都城定在象征中原文化的邺城，顺应改革后胡汉交融大趋势的根本原因。

东魏是高欢所率六镇豪帅、河北大族与北魏宗室胡汉门阀，在反抗尔朱氏专权过程中相互联合妥协的结果。这使三方都要在政治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华北主要州郡和地方基层社会处于河北大族控制之下，至北齐初河北大族势力仍十分强大，“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庞大规模（《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注引《关东风俗传》）。受游牧经济形态和部落组织、应对西魏军事拉锯、缓和六镇镇民河北暴动后仍然存在的胡汉矛盾等因素影响，在鲜卑化的六镇勋贵镇民并没有分散定居到河北，而是集中安置在行使军政实权的霸府晋阳及周边，转变为军队将领和受国家直接控制的军户。曾主导北魏洛阳朝廷的北魏宗室、洛阳胡汉门阀士族，转变为具有文化优势、社会影响力的中央化文官。门阀士族集中的邺都朝廷主要是处理国家日常行政，处于晋阳霸府九州军士的武力威慑之下。东魏由此形成以军领政的二元政体，谁掌握晋阳兵权，谁就称帝，主导邺都朝政，士族门阀就投靠谁。这使东魏北齐政争主要是围绕军权展开，所谓文武之争、胡汉冲突是表象。东魏军政分离、高度发达的门阀制与浓厚胡族部落色彩的军户制、晋阳核心军事区与邺城政治经济中心区分离等结构性缺陷，并没有随高欢子高洋代魏建齐而解决，相反上述结构性缺陷彼此作用，导致北齐内乱不断，由强变弱，被北周所灭。因此，东魏建立之初实际上就埋下了日后强而被灭的历史宿命，这显然无法从胡汉冲突视角加以解释和挖掘。

余论：胡汉冲突视角无法认识东魏北齐胡汉交融的深度

陈寅恪先生指出北齐西胡化的风气也很盛。所谓“西胡化”是指那些鲜卑或鲜卑化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甚至想做“龟兹国子”。北齐起用了大批西域胡人，专门从事游乐。促使北齐西胡化的胡人，大多是北魏洛阳西胡的子孙。鲜卑勋贵最反对汉化，却最热心西胡化（讲演录，252页、254页）。北魏都城平城是欧亚丝路进入中原的重要枢纽，西域胡人和异域奢侈品在北魏皇室和宗王勋贵的交往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按陈寅恪先生西胡化定义，平城时代北魏统治集团就已在鲜卑化之上带有相当程度的西胡化特征。因此，北齐西胡化不应仅归结为是北魏洛阳西胡子孙的影响，而应当追溯到北魏前期平城时代的西胡化。陈连庆先生指出北魏后期大批西域商胡来到洛阳，与迁到洛阳转变为门阀的拓跋宗室鲜卑勋贵喜好购求西域贵重商品有关（《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652页）。追求异域奢侈品和奢侈之风自西晋以来就是门阀士族的风范，洛阳胡汉门阀喜好西胡器物和斗富在《魏书》《洛阳伽蓝纪》中也多有记载。可见，西胡化也是北魏宗室和鲜卑勋贵门阀化汉化的产物。孝文帝汉化改革禁胡语、胡服主要是在朝廷之上，定居洛阳的拓跋宗王、勋贵仍在语言、服饰等多方面保持着鲜卑特征，因此，西胡化与鲜卑化、汉化并不冲突，而是在汉化的鲜卑宗王勋贵身上交融在一起。

东魏北齐是整体继承孝文帝汉化改制的政权，洛阳的奢侈浮华之风也移植到邺都，“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这使掌握统治权的高欢及北齐诸帝、宗室和六镇鲜卑勋贵要维持政权运转，与河北大族、原洛阳朝廷的胡汉门阀共处，就要遵循孝文帝汉化之路，与高度汉化的北魏帝室、宗王及胡汉门阀士族联姻，改鲜卑名为汉名，攀附汉人高门籍贯，以汉语为朝廷通用语（胡胜源：《东魏北齐鲜卑汉化的几个迹象》，《人文中国学报》第32期），在其过程中也吸收了北魏洛阳胡汉交融之风，在鲜卑勋贵聚居地太原出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北齐娄睿壁画》中有充分反映。如在服饰上，勋贵夫人身穿交领大袖襦裙，窄袖袍为胡服，大袖襦裙为汉家衣裳；在所用乐器上，既有中原汉地的笙箫，又有传自西域的胡琵琶；在出行上，牛车鞍马组合既保持了鲜卑的齐射之风，又吸收了魏晋士族风尚；在经济上，勋贵们在转变为大土地主同时，也享受着异域奢侈品与胡商驼队有密切往来（苗子兮：《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194-214页）就河北大族、原洛阳胡汉门阀来说，无法改变高齐皇室、鲜卑勋贵掌握军权的局面，只能与其共处，弥合文化观念生活习俗上的隔阂，其自身也融入一定程度的胡化因素，如与高齐皇室、勋贵联姻，学习鲜卑语、西域胡乐、胡舞、胡画、吃胡食、用胡床、笃信佛教等等。胡化因素也影响到汉人士族的家庭伦理。如受鲜卑妇女参与政务习俗影响，邺都门阀士族贵妇纷纷参与家族事务，“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颜氏家训·治家篇》）

总之，与北魏孝文帝依靠皇权推动汉化不同，东魏北齐胡汉族群关系的主流是在维系共建政权、维系合作政治关系的大环境下，彼此自觉吸收兼容对方文化因素互动凝聚，在胡汉交融中实现在汉制中融入胡制，胡制改造汉制的过程，即中华化。因此，如跳出胡汉冲突视角，用胡汉交融中华化进程的角度，解释东魏北齐史的政体及统治集团的权力冲突乃至灭亡，应会得到新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