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事治疗的理论背景
叙事治疗常批判传统心理咨询的不足:在传统心理咨询的理论中,对来访者的是在一种权威的站位上开展的,例如精神分析将问题锁定在个体童年早期的关系中,认知治疗对问题的解读关注个体思维的不合理性,行为治疗则指出问题是个体非适应性的行为所导致的。可见,传统心理咨询流派其实蕴含了现代主义的思想,将某种理论视为具有权力的“真理”,带有对个人精神的暴虐意味[1]。而基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文学叙事基础的叙事疗法则认为,问题其实只是经验的形式之一,显示的是某种毒性叙事,是个体对固化叙事风格的执着。
(一)后现代主义与叙事治疗
后现代主义是对近现代主义的一种批判,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客观”、“科学”会让人对自己经验的认识渐渐去人性化,并认为言语构建了社会现实,多元的思考形成了不同意义的相同“事实”。 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里,心理问题之所以很复杂,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主观建构(解释),而心理咨询流派对问题的解释也存在着角度的偏向性[2]:精神分析关注早期和重要他人的互动经验,行为主义关注强化和惩罚下所造成的行为问题,认知主义关注个体所持有的不合理认知,人本主义关注个体是否被尊重和接纳。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叙事治疗中体现为,不同个体用不同的言语形成自身关于周遭世界的信念,因而在咨询中,每个来访者都被视为拥有独特的成长经历的、有不同心理现实的人,对来访者的干预是一种个别化的而不是普遍化的过程。
(二)后结构主义和叙事治疗
后结构主义认为,事件的意义并非是“刺激-反应”式的由元素决定真理的映像,事件的意义因阐述方式的不同而不同[3]。结构主义认为,存在着一个固有的自我,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自我是受到个体的生存背景影响的,所处的文化环境给个体输入的思维、价值、行为规范等都会纳入“自我认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中,福柯认为“主流知识”便是权力,主流知识决定了占据权力地位的主体;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对现实的认识是由社会习俗、法律、信仰等建构的,个体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形成了自己的“心理现实”。
从以上的后结构主义思想中,叙事治疗提出,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个体的主流叙事是消极的,而边缘故事因主流故事而被个体忽略,这些边缘故事往往比主流故事体现出更丰富的经历,也蕴含着更多的力量。所以,叙事治疗是要挑战那个把人压制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让个体主动找寻被忽略的故事,用边缘的积极叙事取代主流叙事,并将经验构建得更完整。另外,因为“真实自我”并非是固定存在着、等待着个体去挖掘的,而是需要个体主动塑造的,所以,叙事治疗指出用喜欢的自我发展人生,将“问题故事”转变成“较期待的故事”。
(三)文学叙事与叙事治疗
文学叙事指出,我们用语言构筑了心理世界,生活和叙事维持了我们的心理现实,语言将外在事物和内在表征相联系。个体每一次的表达,都会通过语言改变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关系,所以,这种语言的可变性使得关注于谈话过程的叙事治疗成为可能。从文学叙事的角度出发,个体通过语言符号,将零散的经历整理,以“本质”为据将某类经历划归到同一语言描述中,从而达成经历到经验的转化。所以,叙事治疗认为,个体在生活中会以时间顺序将生活事件组织起来,并用语言将事件连成故事,在语言交流中形成叙事自我[4]。叙事治疗结合后结构主义和文学叙事,指出,通过语言的表达,思维被规定,例如,对事件的丰富生动的描摹能够让人产生一种倾向性的价值感知[3]。个体倾向于用惯用语言来诠释经验并由此回应外界,因而,需要使用积极细腻的语言去构筑个体的故事才能让个体从消极叙事中解脱。
二、叙事治疗的基本理念和技术
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文学叙事思想的启发下,叙事治疗树立了包容多元、理解差异、尊重独特性等理念。由于叙事治疗坚持多元化的视角,使得叙事治疗还未拥有统一的流程和方法。虽说叙事主张多元,但也指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解决思路,例如:以“解构式问话”、“开启空间的问话”改变个体旧有的消极思维模式和惯用语言;通过提问、质询、解释等技术剖析个体的自我认识,挑战原有的故事叙述;以“发展故事问话”、“意义性问话”、“喜欢性选择的问话”等帮助个体形成喜欢的现实经验。
(一)叙事的多元性
叙事,是将自己经历的事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并为之赋予意义的过程,在这一内源性过程里,个体能够再审视自己,从不同角度为事件的意义进行重排[5]。Michael White提出叙事治疗时,指出心理咨询中应对心理咨询师去中心化,用非常模化(非标准化)的方法对个体进行干预[6]。具体而言,叙事治疗中,咨询师是真正意义上的陪伴者,而非引领者,来访者有改变叙事角度的自觉性,咨询师只是倾听来访者对故事的描述,并跟随来访者一起探究主流故事之下更丰富的事件。而在传统的心理咨询流派中,咨询师拥有现代语境中所描述的“专家话语权”,来访者非常模化的个人知识往往不被视为“知识”,于是心理咨询变成了某一流派主流价值的展现。相比而言,叙事治疗注重个体的独特性而非咨询师所拥有的权威知识与理论,尊重个体对自己人生的把握和理解,体现的是对多元的包容与理解。
叙事治疗不仅持有多元视角,而且其在接纳多元的基础上进一步看到个体的独特性:叙事治疗侧重于受环境和个体言语影响的主观事实真相,认为个体的内部知识是故事所构建的,是特定社会文化、社区中的本土知识,而非专家的宏大知识架构[7, 8]。在叙事的过程中,个体能够表达个性和建构生活,而这个赋意的过程也反过来受到个体人格、态度、已有经验和人际互动等的影响[9, 10]。换而言之,在人生故事被建构的同时,人生故事也在影响着故事叙述的过程。所以,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的叙述中是不一样的,事件内化成了具有个人性的故事,个体也通过故事来推敲“我是谁”的答案,通过叙事风格构建稳定的自我认同。
(二)叙事治疗对问题的理解
从个人的角度看,在成长的过程中,个体通过叙事来统整经验,并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主流叙事风格。当这个主流叙事具有消极偏好,即具有负性的叙事风格时,个体便会倾向于以消极事件或事件的消极面来叙述自己的生活,以更为丰富的语言来描述此类事件,使得该类叙事被赋予强烈意义,同时也忽略、陌生化很多重要且有意义的事件,最终导致其产生消极的自我认同。心理问题的出现,是个体以片面的消极故事概括了整个自我,将问题看成自己,用问题式的标签来定义自己。这种问题叙事是一种精神锁链,让个体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先入为主的解读,最终构筑为偏见式的心理事实[1]。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个体通过社会规范、他人反馈来理解自己的行为与生活。在叙事中,主流的社会标准、规范和期望以“真理”的形式规制了个体的经验获取。因而,心理问题是源于个体未能够达成从社会中内化而来的标准、未能达到社会期待所产生的挫败感,换而言之,当个体经验与社会的主流叙述相违背时,自我在个体所内化的主流叙事中被否定,因此建构出了问题化的自我认同。当问题出现,虽未直观地展露于个体的生活,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人与人、人与周遭环境的互动之中,且随着不良互动的延续而积累问题的负面影响。
三、叙事治疗的技巧
根据对问题的理解,叙事治疗通过挖掘有意义的边缘故事,用新的积极叙事风格取代消极叙事风格,并在这一过程中让个体构建积极的自我认同。具体而言,由于标签化认识的“全人化”使得个体将问题等同于自身,所以叙事治疗提出要进行“问题外化”,将身份认同与问题分离,即让个体意识到,问题和人本身是分离的,自己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外化让个体减少自我价值的贬损,增加对问题的把控感,并间接地重塑个体对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他物的理解,使得个体能够根据这种更积极的评价更新对当下和未来的认同。
在诠释经历的过程中,个体形成的消极思维模式和惯用语言共同构建了非适应性的叙事风格,此时,一些重要有意义的边缘故事被忽略。当个体的生活叙事无法完全代表全部生活经验,主要经验的关键和主要叙事相矛盾时,问题便产生了[4]。因而,叙事治疗主张解构、重述故事,通过寻找例外事件、充实例外事件来引发新的叙事,藉由重要他人的见证来强化新的叙事风格。例如,一个对自己的人生感到绝望的人,通过“有没有不那么糟糕的时刻?”的问话,引导个体找到与主流的消极叙事不一样的例外事件,用例外中积极的自我来接触消极叙事的视野局限。解构旧有叙事的过程会引导个体从主流叙事中找到积极例外,并在积极叙事中重建生活。
除了问题外化、解构、重构故事的技术,叙事治疗还发展出了重组会员对话、治疗文件、见证等独具特色的技术[11]。重组会员对话是针对经受关系丧失的个体发展出的技术,其基础是“个体在与他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叙事,从而建构自我”,而当一段关系丧失,个体就无法从这段互动关系的叙述中再获得稳定的自我认同。换而言之,关系的丧失使得个体失去了从对方解读自我的机会,因而,叙事治疗让个体进入失去的关系,尝试用重要他人的眼光理解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贡献,从而修正对现在自我的认同。例如,“试想一下,如果他/她还在,他/她会如何评价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治疗文件也是叙事治疗的特色,通过书写将故事记录下来,从而深化叙事风格,并为其他相似个体提供经验借鉴。见证是将个人与重要他人相联系,让重要他人见证个体的新叙事风格,从而达到强化叙事的作用。
综合而言,叙事治疗在后现代主义反对权威压制、后结构主义的心理现实建构和文学叙事语言统整经验的观点启发下,指出应当尊重多元,以丰富叙事的方式解决心理问题。目前的心理学科学研究常假定某些结果,忽略了原本丰富的第一位经验事实,容易阉割经验本身[1]。认知治疗之科学也是基于其数理统计意义,这会让人沉浸在抽象逻辑与数据之中,而叙事治疗对个体经验的尊重便使其与“科学定向”的认知治疗区分开来。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多元的包容理解也在逐步加深,人们也不再将自身拘泥于一个稳定的身份之中,叙事治疗正好也能够契合这一发展态势,让个体依据不同的情境、依据不同的互动过程来理解动态变化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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