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增田涉是日本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1931年3月他去上海拜訪魯迅，到年底之前幾乎10個月在魯迅家裡接受魯迅的私人輔導。增田涉後來根據此次交往經驗撰寫了『魯迅的印象』，這本書表現了魯迅私下生活的一面，具備其他著作不可替代的意義。
增田涉又是日本早期魯迅研究史上的關鍵人物。在他之前，已有人翻譯介紹魯迅，但開啓真正意義上的魯迅研究的是增田涉。丸山昇梳理日本的魯迅研究史時寫道：“比起日本左翼文學對魯迅的關心，時間上晚了一兩年，但就影響力的廣度和深度而言，具有更大的意義的是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的魯迅翻譯和介紹。”通過增田涉的介紹，日本廣大的知識界才知道魯迅。實際上，日本獨特發展的魯迅研究，比如竹內好1944年撰寫的『魯迅』以及二戰後日本的諸多魯迅研究，都是在增田涉開啓的道路上進一步展開的成果。丸山昇的文章表示增田涉在日本魯迅研究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時，還表達了重要信息：增田涉的工作重點在於翻譯和介紹，換句話說，基本上沒有進行深度解讀，如竹內好等後世的學者那樣。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在日本幾乎沒有人知道魯迅的情況下，增田涉致力展開翻譯和介紹工作的意義。翻譯和介紹是在開端時期不可缺少的環節。仔細研究增田涉翻譯和介紹的整個過程，我們可以發現翻譯和介紹本身反映著當時日本的知識情況以及增田涉對日本知識界帶來的思想衝擊。翻譯和介紹並不是簡單的知識轉移，反而是頗有思想衝擊力的活動。
增田涉1903年出生於日本島根縣，1923年進入松江高等學校，愛讀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等日本小說，進而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廣泛閱讀中國古典小說。1926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真正開始學習中國古典文學。1929年畢業，幫助佐藤春夫翻譯中國小說。1931年去上海接受魯迅的指導。回國後發表「魯迅傳」等文章，翻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日譯題目為：『支那小說史』），與佐藤春夫編輯出版『魯迅選集』。1934年與竹內好等一起組織中國文學研究會，全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1937年參加改造社『大魯迅全集』的編輯工作，加入改造社。閱讀他的前半生簡歷就可發現，早期增田涉認真學習中國古典文學，與佐藤春夫保持密切關係，在這些基礎上認識魯迅。事實上，增田涉在上海最初接受魯迅講解的是『中國小說史略』，即魯迅對中國古典小說的學術研究。原本對中國古典小說感興趣的增田涉如何成為魯迅專家，如何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留下足跡？這就是本文探索的課題。下面按照增田涉的經歷初步討論增田涉翻譯和介紹活動的意義。
增田涉在高中時代愛讀芥川龍之介和佐藤春夫，據他自己說，更有吸引力的是佐藤春夫。佐藤春夫是日本著名的文學家，同時也是熱愛中國文化的文化人。佐藤與中國的關係不簡單。他年輕時對中國古典文學感興趣，寫了不少中國古典題材的小說，翻譯了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編輯中國女詩人的詩集等。但他沒有投身中國古典的學術研究。他有感於學術研究過於迂遠，而在20世紀初，日本青年已與古典中國隔絕，學術研究更與已對中國失掉興趣的日本青年隔絕，很難用傳統漢學的方法表達中國的魅力，必須要創造新的表現中國的方法，因此他力圖用文學的方法表現古典中國的世界。後來他訪問台灣和廈門等地，與郁達夫、田漢等中國現代作家進行交流。到了30年代還翻譯魯迅的「故鄉」和「孤獨者」。由此可見，佐藤春夫喜好的中國，從古典文學開始，經過創造社的文學家，最後發展到魯迅的作品。從後世的眼光來看，這三者迥然不同。佐藤也沒有正面說明他關注這三者的深層理由。我們可以推測，在佐藤春夫的文學觀念里，這三者沒有構成矛盾，反而貫穿這三者的脈絡就是佐藤想象出來的“中國”形象。
這裡不能深入討論佐藤春夫的中國觀念，重要的是，增田涉青年時喜愛的是佐藤春夫創造出來的中國形象。增田回憶說，高中時代喜歡佐藤春夫的詩集，讀了中國題材小說『星』、介紹中國白話小說的『玉簪花』、遊覽廈門的記錄文學『南方紀行』等，“我被佐藤春夫所把握的中國所吸引”。增田涉喜愛佐藤春夫的時候，佐藤還沒開始翻譯魯迅，即增田涉喜歡的佐藤春夫描摹的中國形象里沒有魯迅的影子，可見增田涉接近的是佐藤春夫在20世紀初創造出來的、與傳統日本漢學不同的中國形象。
饒有興味的是，增田涉沒有遵循佐藤春夫的路線，轉而學習中國古典小說的學術研究。增田涉在東京帝國大學參加鹽谷溫的中國小說史課。當時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鹽谷溫則是增田涉具體接近魯迅的契機。1920年代日本的中國研究界出現“支那學”，主要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學者接受來自歐洲的研究方法，運用現代學術的方法研究中國古典典籍。鹽谷溫不屬於京都的“支那學”群體，但作為同時代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共有基本問題意識。他們20世紀初期在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除了正統的詩文之外重視小說戲曲等俗文學，也關注同時代的文學現象。換句話說，他們不採用傳統漢學的方法，而是致力接近同時代中國文人，從而展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古典研究。鹽谷溫接受的學術訓練中，有三點值得關注：第一在東京帝國大學師從森槐南，學習『西廂記』等。第二去德國留學，吸收西方的現代文學研究方法。第三從德國回來後去中國，先到北京學習中文，然後去長沙師從葉德輝，學習元代到清代的戲曲，認識王國維。鹽谷其實沒有徹底放棄日本傳統漢學的研究方法和精神，但可見，他運用西方現代的學術方法，而且直接接觸同時代中國的文人，產生出自己的學術研究。
鹽谷溫在研究中國小說的課上，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作為教材。他的學生回憶說：“鹽谷老師的討論課是，把引用文獻（注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引用的文獻）的原文拿過來，一一核對，這樣的很嚴格的方法。我時常感到困難。收集叢書中的資料，比如只有『說郛』中才有的資料等，非常艱難。”鹽谷溫以嚴格的現代學術方法面對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研究，致力吸納魯迅小說研究的優點，同時與它進行學術對話。事實上，鹽谷溫和魯迅之間有過共九次的書信往來，就文獻資料問題交換意見，而且鹽谷受了魯迅的啓發去發現『三言』，魯迅又接受鹽谷的發現修訂『中國小說史略』。概而言之，他們在1920年代建立了良性的學術關係。增田涉回顧說，在大學聽鹽谷溫的中國小說史講課時，魯迅的名字進入到他的頭腦里，也就是說，增田涉首先接納的是作為傑出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者的魯迅。
概而言之，增田涉去上海之前，深受佐藤春夫和鹽谷溫的影響，形成了自己面對中國的基本態度。佐藤春夫和鹽谷溫，作為同時代直面中國的著名文化人，固有共同的部分，比如他們都熟悉西方的方法，用現代人的眼光看待中國小說，願意接觸同時代的中國，而且關注俗文學，但顯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尤其在對於學術的態度上。他們的異同最清楚地表現在他們的翻譯思想里。
佐藤春夫的翻譯方法很特別。他回憶自己翻譯魯迅的「故鄉」時寫道：“現在清楚想到的唯一一件事是，我首先閱讀英文版「故鄉」，把英文版和原文對照起來，翻譯成日文。…中略…我自認為我的英語水平只是半人，我的中國文言閱讀能力也是半人，加了兩個半人，我翻譯了一整個人的（？）翻譯。魯迅寫的是現代文，遇到不少文言閱讀方法不能理解的文章，但英文翻譯有所幫助。”佐藤發明出來的表現中國的方法，居然是先看英文翻譯，然後參考英文進入中文世界。他翻譯其他作品，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基本方法都一樣。應該說，佐藤把西方的文章思路內在化了，從已熟悉的西方的眼光出發，再加上自己對中國文化和語言的理解，重新發現中國小說的趣味。
鹽谷溫也積極翻譯中國古典小說。他最投入的是『國譯漢文大成』叢書，該叢書出版經史子集部共20本和文學部共20本，把中國古典的重要文獻翻譯成日文。鹽谷擔任文學部的核心人物之一，寫了「中國戲曲的沿革」一文，翻譯『琵琶記』等文學作品。他翻譯的『琵琶記』，開頭部分寫了“解題”，介紹『琵琶記』的內容和特點，然後有日文翻譯，加上注釋，後面還有原文，加日本漢文訓讀的記號。『國譯漢文大成』其他翻譯基本也一樣，都有“解題”“翻譯”“注釋”和日本漢文訓讀方式的原文。可見這套叢書體現嚴格的日本學術方法。這套叢書由以東京帝國大學為中心的學術人物發揮他們一直積累下來的學術方法，把中國古典翻譯成日文供給日本知識界。
如上所述，增田涉在大學時代學習鹽谷溫的學術方法，畢業後幫助佐藤春夫翻譯中國古典作品。增田幫助佐藤的代表作是『平妖傳』。『平妖傳』是改造社出版的『世界大眾文學全集』中的一本，名義上是佐藤春夫翻譯的，但如佐藤自己在“小引”中明確表示的那樣，是增田涉翻譯的。『平妖傳』是羅貫中撰寫，馮夢龍整理的小說，江戶時代以來在日本很流行。顯然改造社是配合日本人的趣味，選擇了這部小說加入世界文學全集。這部小說後來收錄在改造社文庫，在收成文庫時，佐藤春夫承認他和增田涉都不滿意翻譯質量。實際看了譯文，可以看出這個翻譯不遵守嚴格的學術方法，比如沒有注釋之類的補充說明，但總體來說，翻譯的錯誤不多，至少可以看出他們重視翻譯的正確性。
佐藤春夫翻譯中國小說，不是為了準確地再現中國小說，而是為了吸收中國小說的養分，發展包括自己在內的日本小說。增田涉幫助佐藤春夫翻譯時，可能也有類似想法，即他盡力吸收中國文學的營養，借用中國文學使得日本文化更加飽滿。但另一方面，增田聽過鹽谷的課，不能忽視嚴謹的學術方法，更不能隨便翻譯中國文學。增田涉接受佐藤春夫和鹽谷溫兩個人的影響，這個事實似乎表示增田正處於他們兩個人的中間位置。增田涉幫助佐藤春夫翻譯的時候，或許同時追求兩個目標：吸收中國文學的養分和保持譯文的正確性。增田涉抱著這樣的心態，前往上海。
師從魯迅
增田涉完成『平妖傳』翻譯之後，帶著佐藤春夫的介紹信去上海，經過內山完造的介紹，拜見魯迅。增田回顧說：“我是研究中國的，去一次親眼看看中國究竟是什麼樣的土地，帶著這種模糊的想法去上海。”可見他去上海沒有明確的目標，也許受佐藤春夫和鹽谷溫的影響，有個想體驗同時代中國的願望。可能出乎增田的意料之外，他竟然在上海每天近距離地接觸魯迅，獲得了其他人夢想不到的寶貴經驗。據增田的說明，他們的日常如下：
在內山的“漫談”（當時這樣說）一結束，就和他一道去他的住宅（從內山書店到他家約二三分的距離）。然後，兩人並坐在書桌邊，我把小說史的原文逐字譯成日文念出來，念不好的地方他給以指教，關於字句、內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徹底的詢問，他的答復，在字句方面的解釋，是簡單的，在內容方面，就要加以種種說明，所以相當花費時間，大約從午後的兩點或三點開始，繼續到傍晚的五時或六時。當然也有時轉入雜談，或參加他對每天發生的時事的意見或批評，大概有三個月的時間消費在那本書（『中國小說史略』）的講讀上。…中略…後來，『吶喊』和『徬徨』的兩本小說的講解完畢，都在那年的歲暮。所以我在那一年里，是春、夏、秋、冬，每天都進他的書房；而且一天約三小時在接受他的個人教授。
增田涉每天聽魯迅的講解，首先知道的是中國小說和魯迅作品的知識，但顯然不止如此，更重要的是，他能體會魯迅的處境、日常生活的瑣碎情況以及魯迅思想的根本狀態。也就是說，他在每天的平凡生活中理解魯迅如何思考和回應現實問題。增田涉在回憶中談到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幾個日本文學家去上海會見魯迅，魯迅談及這些日本文學家的文章，在給增田寫信時說道：“日本的作家與中國作家，暫時之間，要溝通思想是困難的，首先因為境遇、生活都不相同。”這句話背後的魯迅的思想當然不簡單，這裡能看到的是，增田涉特意記下這句魯迅的話，可能因為要突出強調理解魯迅必須得理解魯迅身邊的境遇和生活。換言之，增田涉由於偶然的機會近距離地體會魯迅的境遇和生活，使得他對中國文學的理解發生特別大的變化。
增田涉聽魯迅講解的具體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但也有一些痕跡可以追溯。增田涉帶著北新書局版『吶喊』去魯迅家，魯迅在增田帶來的『吶喊』上面寫了筆記，加以說明。留有魯迅筆記的增田涉藏書，現在收藏在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看了增田藏書『吶喊』上面的魯迅的筆記，我們可以看到魯迅講解的具體內容。當然，大部分的筆記可能是增田提問魯迅後得出來的回答，也就是說，問題是增田涉設定的。但也可以看出魯迅對自己小說具體細節的理解，某種意義上，這也算是魯迅自己對自己作品的解釋。增田涉回國後參考魯迅的筆記翻譯魯迅作品，比如1933年他翻譯「阿Q正傳」。下面，參考著增田涉的翻譯，察看一下魯迅對「阿Q正傳」寫的筆記。
其實大部分的講解是簡單的中文說明，對於比較難解的中文詞彙，魯迅用日語加以說明。比如，「阿Q正傳」開頭部分有一文：“‘列傳’麼，這一篇並非和許多闊人排在‘正史’里；”，其中對“闊人”一詞解釋意思。我們可以想像魯迅的講解也算是中文課。但也有幾個比較特殊的案例。下面介紹三個例子。
第一，「阿Q正傳」第二章對阿Q參加賭博的場面有這樣的表述：“天門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裡啦！阿Q的銅錢拿過來！”，這裡出現“天門”“角”“人”“穿堂”等特殊用語，對這個場面，魯迅畫了簡單的圖畫，顯示天、地、人、角等的位置關係，說明賭博術語的意思。饒有趣味的是，這個場面引起了很多日本譯者的好奇心，在增田涉之前，山上正義和井上紅梅也關注過。井上紅梅被認為是為了大眾的興趣有意介紹中國風俗的通俗作家，魯迅對井上的翻譯表示不滿。山上正義是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新聞記者，與魯迅保持良好關係。這兩個完全不同形象的譯者和增田涉一致關注這個場面，可能表示日本讀者不能理解中國的賭博習慣。事實上增田涉在翻譯的時候特意加註釋，補充說明被魯迅講解的內容。同時似乎表示日本譯者包括增田涉的思路。其實，名聲不好的井上紅梅極力接近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用特殊的方法試圖表達中國老百姓的感覺。井上紅梅和山上正義對中國思想的理解程度完全不同，但如果僅僅考慮到生活實感，他們之間也有共同的部分，增田涉也共有這種思路。20世紀初期日本翻譯同時代中國的文學作品，背後有想表達同時代中國生活實感的想法。增田涉也是這個潮流的一員。增田涉向魯迅請教賭博的具體樣態，跟他原來喜歡中國小說，研究中國俗文學有密切關係。他向魯迅確認賭博的細節，或許意味著他追求正確的理解。我們可以認為增田涉聽魯迅講解的時候，一定程度上延續著他來上海之前的態度。
第二，「阿Q正傳」第四章寫到阿Q被趙家秀才毆打的場面，有秀才的台詞：“你反了，⋯⋯你這⋯⋯”。對於“反”，魯迅明確說明是“謀反”的意思（等於是中文的“造反”），增田涉卻翻譯成“不都合なやつめ”，意思是“不像話的人”或者是“麻煩的人”。增田涉為何這樣翻譯，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為了避免當時日本的檢查制度，戰後增田涉修改自己的翻譯，譯成“お前は謀反した”，也就是用魯迅講解的“謀反”。但在「阿Q正傳」後面增田涉用過“革命”，這裡迴避“謀反”，讓人費解。我們可以推測，增田涉認真考慮阿Q行為的性質，同時也考慮當時日本讀書界的接受情況。增田涉1934年當時為了把他自己讀出的阿Q性質較好地轉達給日本讀書界，有意避開“謀反”，用了有些含蓄的說法，讓讀者進一步思考阿Q和秀才的關係。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增田涉聽了魯迅講解之後，開始關注魯迅小說的思想性一面。
第三個例子更清楚地表現增田涉對魯迅的理解。「阿Q正傳」第九章接近結尾處，阿Q被示眾時，看了跟隨自己的觀眾，想起餓狼，寫道：“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在這個地方魯迅說明一句：“野次馬を指す”。日語“野次馬”的意思是“不負責任的尋歡作樂的圍觀者”。阿Q在結尾突然發現圍觀者的野蠻心理，無疑是「阿Q正傳」的核心思想。這個記錄是魯迅主動教給增田涉的，還是增田涉特意問魯迅的，我們不得而知。但能確定的是，增田涉在翻譯的時候加了一句原文里沒有的說明，清楚表達他們圍觀者是“野次馬”，即不負責任的尋歡作樂的人們。這句頗有貶義的說法，給日本讀者明確轉達「阿Q正傳」的思想內容，即魯迅所批評的不僅僅是阿Q一個人，而是瀰漫在鄉土社會的圍觀者，尤其是他們的野蠻心理。
增田涉把「阿Q正傳」的翻譯收錄在『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容易讓人感覺「阿Q正傳」是幽默小說，但看了有關“謀反”的思考和“野次馬”的處理不難發現，增田涉在幽默小說的外殼下，實際上表現了「阿Q正傳」的深刻思想。阿Q確實是可笑，但阿Q的可笑促動讀者進一步的思考。總而言之，增田涉聽魯迅講解的時候，一方面延續著來上海之前的態度，翻譯也保留原來的方法，但在其中添加新的內容，在翻譯文章中把他在魯迅的身邊感受到的對現實的嚴厲想法都表現了出來。
增田涉在上海的時候已經開始翻譯魯迅的文章。他翻譯的第一篇作品是「鴨的喜劇」和「上海文藝之一瞥」，1931年在佐藤春夫主辦的『古東多萬』雜誌上發表。據增田涉的回憶，佐藤春夫創刊新的雜誌『古東多萬』，向增田約介紹中國文藝界情況的稿子和魯迅的翻譯，增田就翻譯這兩篇。增田涉認為「上海文藝之一瞥」正代表當時中國文藝界的情況，特意選擇翻譯。增田接著翻譯「阿Q正傳」和「幸福的家庭」，發表在改造社的『世界幽默文學全集』。
其實，比翻譯更重要、影響更大的是介紹魯迅的文章「魯迅傳」。增田為了讓日本讀者理解魯迅，寫了4萬字的文章。「魯迅傳」並不是完整的傳記，基本上按照時間推移介紹魯迅的生涯，一直到1931年，再加一些增田涉的觀察記錄。增田涉回憶說：“「魯迅傳」是把當時聽他說的話作為基礎而寫的，寫完後更由他看過的。”這句話並不保證所有記載的真實性，有些細節有錯誤，應該說是增田涉和魯迅共同構建出來的魯迅形象。增田涉把這篇文章寄給日本的佐藤春夫，著名雜誌卻都拒絕發表這篇無名年輕人寫的文章，經過佐藤的“未曾有的努力”，增田的文章刊載在『改造』雜誌上。『改造』是當時日本著名的綜合雜誌，讀者很多。增田的文章在『改造』雜誌刊載，魯迅的名字進入到一般的日本知識界。當時受到篇幅的限制和意識形態的檢查，有些內容只能刪掉，但即便這樣，增田涉仍然寫出他在上海接觸的新的思想，讓日本讀者瞭解魯迅的個性。
增田敘述他跟魯迅的私交關係，寫了不少他在上海接觸魯迅的具體情況。增田介紹魯迅的日常生活時，有意強調魯迅的複雜性：魯迅說話總帶著幽默，讓人感覺很親近，尤其跟增田涉喝酒聊天時，魯迅顯得友善。比如，記錄了有一次他對魯迅提到“魯迅的人頭被懸賞三萬元”的謠言，魯迅的回答很幽默。重要的是，增田涉沒有停留在介紹謠言的層面上，接著寫道：“那時候，我在魯迅家的飯廳裡吃晚飯，一面喝老酒，他總是輕快地用諷刺和幽默在罵人，但覺得心是冷靜的，臉是蒼白的，感情好像沈澱在深處的樣子，但喝了兩三杯老酒之後，臉上有點泛紅，氣氛也好像熱烈起來。”增田尤其強調魯迅表面上的親近，對現實問題保持苛刻態度，表現出拒絕任何妥協的倔強精神。據增田涉的回憶：“原稿曾經魯迅看過，當他讀到這兒時，就說：‘我是那樣子嗎？感情好像沈澱著。’他一面微笑一面回頭問我。我說：‘看來是那樣。’‘是嗎？’他依然微笑著照樣往下讀。”魯迅沒有明確同意增田涉的觀察，但默許增田這樣寫。增田涉在魯迅默許下構造出來的魯迅形象是既有幽默又有嚴峻精神的，也就是說，既有人性化一面又有偉大思想家一面的文學家。增田涉通過聽魯迅講解獲得了新的思考，他掌握魯迅的生活實感的同時，理解跟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魯迅對現實的深刻思考以及由此形成的透徹思想。增田涉的「魯迅傳」力圖表現魯迅的複雜形象。
增田涉的這篇文章，除了介紹魯迅之外，還有一個目標，即論述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過程。他引用了大量的魯迅的文章，用魯迅的文章說明中國的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學的發展路程。同時參考不少文章，比如茅盾的總結性文字。增田涉敘述五四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時候，用比較大的篇幅引用了“中國評論家丙申”的文章：“‘五四’是有一貫的目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以鬥爭的形式在要求民眾接受，——也不妨說是企圖組織民眾的意識。這個運動，最初就選擇了最有力的組織意識形態的工具——文學——作為第一線的衝鋒隊。反對文言文，反對舊戲，便是他們的口號。其次，這運動擴展到全文化戰線：反對舊禮教，攻擊儒家的人生哲學。最後乃有德謨克拉西的政治主張。此時新青年社有第一次的宣言，形式上成為‘五四’的中心壁壘了。（丙申「五四運動的檢討」，『文學導報』所載）”
“丙申”是茅盾的筆名，這篇「“五四”運動的檢討」是茅盾1931年8月在左聯的機關刊物『文學導報』上發表的。當時茅盾擔任左聯的行政書記，作為左聯的領導人之一，總結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據茅盾晚年的回憶，這時候瞿秋白參加左聯的工作，聽取瞿秋白的建議，茅盾寫了兩篇探討五四以來文學運動的文章。對五四文學運動的評價，是經過與瞿秋白交換意見後形成的，有的觀點就是瞿秋白的觀點。這篇文章的基本觀點是，“‘五四’運動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個革命是先天不足的，短命的。到‘五卅’運動時，它就退出了歷史舞台，讓位於新崛起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個觀點顯然深受瞿秋白的影響，而且是當時領導左聯的中心思想。
這裡不能深入討論1931年左聯總結五四運動的歷史位置，五四運動的歷史評價總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節點。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31年上海接觸魯迅的增田涉重視這篇同一年出版的文章。我們可以推測增田涉很可能通過魯迅的介紹和推薦關注這篇文章，至少可以瞭解增田涉眼裡當時魯迅與左聯基本一致。增田涉大量引用茅盾的文章，似乎大致上接受這篇文章的歷史觀，也就是說，站在左聯的立場，以當時左聯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現代歷史。增田涉通過魯迅理解左聯的思想，同時認真思考如何把正在中國發生的革命思想用日本知識界能夠接受的方式表現出來，不過難點則是沒有表示左聯和茅盾名字的隱密方法。而「魯迅傳」也是增田涉在這個方面的嘗試之一。
增田涉回日本後，繼續翻譯和介紹魯迅，其中最重要的是岩波文庫出版的『魯迅選集』。這本書的出版也跟佐藤春夫有密切關係。據佐藤春夫的「後記」，岩波書店邀約佐藤出版魯迅的翻譯集，佐藤卻猶豫，因為他沒有能力翻譯魯迅作品，佐藤向岩波書店推薦增田涉，建議以增田涉的翻譯為主，再加上佐藤春夫曾經翻譯的兩篇小說：「故鄉」和「孤獨者」，用共同翻譯的名義出版，岩波書店也同意。後來增田涉向魯迅詢問該收錄的作品，最後根據增田涉的想法確定目錄。收錄作品如下：「孔乙己」「風波」「故鄉」「阿Q正傳」「鴨的喜劇」「肥皂」「高老夫子」「孤獨者」「藤野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上海文藝之一瞥」，最後附錄了增田涉的「魯迅傳」。主要以『吶喊』和『徬徨』的短篇小說為主，加了兩篇雜文。據說「藤野先生」是魯迅自己的要求，希望以此為契機尋求藤野先生的消息，但最終沒有得到有效信息。總體來說，筆墨比較溫和的作品較多，增田涉似乎優先選擇日本讀書界能夠接受的作品。當然增田涉不能忽視魯迅的戰鬥精神，他選擇這些作品，必有他自己的思考和謹慎態度。
岩波書店出版的岩波文庫，在日本影響特別大。它廉價出版世界名著，向日本廣大讀書界傳播全世界的重要著作。收錄在岩波文庫，幾乎意味著加入世界名著的序列。魯迅加入岩波文庫，意義不小。丸山昇評價說：“日本知識分子中，不少人通過這個文庫知道魯迅。”事實上，增田涉發表在『改造』雜誌的「魯迅傳」和岩波文庫出版的『魯迅選集』是日本魯迅接受史的兩個重要節點。無名青年增田涉，因為有過與魯迅近距離接觸的經驗，瞭解魯迅的生活實感以及扎根在生活裡面的深刻思想，用日語表達他在上海掌握的事情，給日本讀書界帶來新的風氣，使得魯迅成為在日本為人所知的著名外國文學家。
增田涉介紹魯迅的同時，還做了一件重要活動，即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其他作家和文學運動，打開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換言之，增田涉並不僅僅介紹魯迅一個文學家，而是擴大範圍，為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比較重要的是他跟吳組緗的通信。增田涉聽了魯迅的推薦，廣泛閱讀中國新文學的雜誌，其中對吳組緗感興趣。增田在中國文學研究會的刊物『中國研究月報』上介紹當時值得注意的新進作家，提起吳組緗，評價說：“吳組緗寫得並不能說很好，但顯得誠摯、笨重”，可見他對吳組緗有好感。後來他得到魯迅的幫助，給吳組緗寫信。增田涉和吳組緗之間有了兩次書信往來，就“嚴肅”和“幽默”展開討論。增田涉認為吳組緗的小說過於嚴肅，建議他多寫點幽默，吳組緗反駁說，中國的現實不允許他開玩笑。增田再次展開自己的論點，主張幽默不是悲觀或逃避，幽默也有積極作用，接著寫道：“坦白地說起來，你們貴國的文學似乎缺少批判性（即使有這樣的，那也老公式主義的依樣葫蘆）——是確為貴國作家們的一般缺憾（其實，大多數的作家們連描寫也不好，力量不足。頃者，我看了一大批貴國現在的小說）。雖然貴國文學的優點也有之，這就是那趕上去的行動性，行動的強調。只可惜大抵是做成到文學也消化不良的。”吳組緗看了增田涉的書信，回答說，“我誤會你說的‘幽默’是指那一種僅僅博人輕快的一笑的文學”，然後似乎指著魯迅寫道：“至於冷嘲熱諷的文學，那只是手法的不同，其本質是積極的，嚴肅的。我不但不反對，而且有時自己也學著用這個技巧。”
增田涉的中文不太順暢，這一點他自己也自嘲。而且他們之間的溝通並不理想，吳組緗似乎沒有完全理解增田涉的想法。這兩份通信讓人感覺增田涉不瞭解中國文壇的現實處境，根據日本作家的價值觀念，自上而下地指導中國作家。不過，考慮到增田涉在上海吸收中國的生活實感，回國後力圖把中國的生活和思想轉達給日本知識界，至少在增田的意識上，寫給吳組緗的這封書信很可能是坦白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個態度從反面展現增田涉給日本知識界介紹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問題意識。增田似乎深信中日兩國的平等交流，對中國文學提出自己的意見，同樣要求日本知識界理解和接受與自己不同的中國現代文學。這種問題意識不免過於理想，但在當時日本知識界接受中國文化的實際情況下，確實有突破局面的意義。
增田涉給吳組緗的書信，其實另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第一，增田涉討論的“幽默”，就是增田涉理解魯迅和中國文學的關鍵之一。如上所述，增田涉翻譯的「阿Q正傳」收錄在『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國卷，增田涉不僅把「阿Q正傳」收錄在內，還選定中國卷的目錄。『世界幽默全集』中國卷包含了從前現代到現代的文學作品：魯迅「阿Q正傳」「幸福的家庭」，郁達夫「二詩人」，張天翼「皮帶」「稀鬆的戀愛故事」，『今古奇觀』的兩篇，『儒林外史』的一章，『笑林廣記』的笑話和幾個民間故事。可見增田涉嘗試以幽默為線索構建出中國文學史的一個脈絡。其實，增田涉選定目錄的時候，詢問過魯迅的意見。魯迅在致增田涉的書信上寫道：“你在『世界幽默全集』中負責中國部分，這很好。但也是很大的難題。中國究竟有無‘幽默’作品？似乎沒有。多是一些拙劣鄙野之類的東西。⋯中略⋯中國沒有幽默作家，大抵是諷刺作家。博人一笑的作品，漢代以來也有些，是否選入這全集？如要，我可選些給你，那是有點難譯的。”之後幾封書信中提到幽默話題，主張不收錄漢代的作品。結果增田涉不採用漢代作品，收錄範圍大概定為明清時代以後。重要的是，增田涉通過編輯工作，與魯迅討論幽默的含義。魯迅主張中國只有博人一笑的拙劣笑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幽默。增田涉對幽默的理解可能也一樣。本來增田涉對魯迅的印象就突出幽默，而且強調魯迅的幽默背後有針對現實的嚴苛態度。對增田涉而言，幽默絕不是簡單讓人一笑的輕鬆故事，反而是深入中國現實的切入點之一。我們可以認為增田涉編輯『世界幽默全集』中國卷的時候，他要的不是簡單的笑話，而是展現中國文化特點的幽默。他要通過幽默給日本讀書界展示與日本不同的中國的文化傳統。如果考慮到這些情況，增田涉致吳組緗的書信中特意提到幽默，或許也有他的深意。
第二，增田涉給吳組緗的書信中，指出中國文學的優點是“行動性”，雖然他不太同意過於粗糙的行動。其實增田在日本發表另一篇文章，專門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特意把“行動性”當做關鍵詞。這篇文章中，增田涉盡力說明中國文學與日本不同的特點，主張為了理解中國文學，必須知道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增田涉認為日本文學比較重視人類心理的靜態觀察，相比之下，中國文學強調實踐性：“現代中國的文學偏離了對人類的心理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進行靜態或反思性描寫的寫實主義世界觀。粗略地說，它具有‘行動性’和‘政治性’的傾向。從歷史上看，現代文學的曙光，所謂‘白話文運動’的‘文學革命’，並不僅僅是一場文體革命，而是文學思想的革命。而且文學思想的革命不是抽象文學理論的革命，而是文學經世濟民主義的擴展，對停滯不前的舊社會的‘行動性’反抗，隱約意識到政治實踐。”他面對日本讀者，反復說明中國文學的現實情況，強調日本人不該根據自己的感覺理解中國。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核心特點是‘行動性’和‘政治性’，中國現代文學獲取這些特點，自有正當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增田發表這篇文章的1934年，日本文化界進行有關“行動主義文學”的討論。“行動主義文學”是從日本的法國文學家小松清翻譯費爾南德斯的「寫給安德烈·紀德的公開信」介紹法國文藝界的新的動向而開始的。小松熱情介紹了紀德所表示的反法西斯態度，紀德、安德烈·馬爾羅和費爾南德斯等法國作家接近左翼立場，積極介入社會問題。小松的介紹引發了關於日本文學走向的討論。在當時的日本文學界，現代主義迷失方向、普羅文學遭受鎮壓，需要找尋新的方向。日本文學家借用來自法國文學的“行動主義”試圖重建含有行動力量的文學活動。增田涉強調中國現代文學的“行動性”時，是否意識到小松引發的討論，不得而知。增田涉所謂的“行動性”指的是中國的文學與現實的聯動關係，跟法國文學的“行動主義”有相當的差異，幾乎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魯迅也關注紀德的活動。魯迅1934年翻譯日本的法國文學家石川湧的小文「說述自己的紀德」，附記說：“紀德在中國，已經是一個較為熟識的名字了，但他的著作和關於他的評傳，我看得極少極少。”，特意介紹紀德。可以看出魯迅也在跟小松主張“行動主義”的同一年關注紀德參與社會問題的態度。
有鑑於此，增田涉的文章雖然沒有直接對小松引發的文學運動產生重大影響，但他強調中國文學的“行動性”跟小松引導下在日本展開的“行動主義文學”不無關係，我們至少能看出同時代世界文學的共性。作為同一年出版的文章，讀者看了增田涉的文章，必定聯想來自法國的“行動主義”。從文章效果來講，增田涉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特點，主張日本讀者面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態度的時候，讓讀者想起中國現代文學與來自法國的“行動主義”和世界文學新動向的潛在關係。與日本不同的中國現代小說或許可以成為討論日本文學走向的新的參照點。換言之，增田涉認真接納中國現代文學，強調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的差異，全力以赴地給日本讀者介紹中國文學的現實情況和特點，有意無意中聯繫到日本文學的時代課題。
增田涉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1934年，竹內好等人組織中國文學研究會，邀請增田涉參加，正式開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增田涉開啟的領域，立刻得到全面的展開。
結語
回顧增田涉的前半生活動，我們可以瞭解19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直面同時代中國的情況以及在這個時代增田涉努力翻譯的意義。學生時代的增田涉深受佐藤春夫創造的“中國”形象和鹽谷溫的嚴格學術研究方法的雙重影響。1931年到了上海之後，延續著原來的基本態度的同時，體會到魯迅的生活以及與生活緊密結合的戰鬥精神，同時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動態發展過程。增田涉沒有放棄原來的態度，卻深化對中國的認識，通過翻譯和介紹文章把魯迅的精神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特點用日本人能夠接受的方式介紹給日本知識界。
1965年為紀念增田涉的60歲大壽，學生們出版紀念論文集，從早期與增田涉一起活動的竹內好寫了跋文對增田涉總結評價。
回顧三十年的友誼，他有重大的優點（同時也是缺點），即他缺乏權力慾望。他以自己的方式反抗東京帝國大學，但並沒有表現出要建立一個對抗性的民間學院、顯露與世隔絕的文人態度之類的執著。在利用如佐藤春夫那樣導師關係方面，他也很笨拙。…中略…他身上散髮著一種藝術的芬芳。他溫暖地懷抱人們，而不以冷酷的好惡情緒評判人們。他的這種風格，加上他對權力的漠不關心，似乎決定了他的學術品格。他沒有分開自己的愛好和有用價值。任憑感覺，在自己的世界里玩耍，但不強制給別人。往好了說，他很豐富，但往壞了說，很貧乏。他不擅長於理論化或體系化。
竹內好表示衷心的尊敬，同時也透露了微妙的不滿。竹內好的不滿在於增田涉沒有做徹底，沒有全面發揮自己的能力，卻停留在適當的階段，“在自己的世界里玩耍”。誠然，增田涉沒有做到如竹內好那樣的深度解讀，也沒有思想爆發力，主要力量放在準確的翻譯和公正合理的介紹上。竹內好的微妙的不滿正好顯示著增田涉的歷史位置。一定程度上，增田涉是個過渡時代的人物。有了增田涉的鋪墊活動，後面的竹內好等人能夠順利地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如果沒有增田涉，竹內好很難展開他的思想活動。竹內好追求的是，接近與日本不同的中國文化，以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為契機突破和改造狹隘的自我意識，由此建設新的日本文化和東亞局面。增田涉的譯介活動也具有類似意義。增田涉體會到與日本不同的中國文化，由此深化自己對中國的認識，展開翻譯和介紹的活動。竹內好的活動是在增田涉開啟的道路上推進一步的。
另一方面，增田涉骨子裡無疑有中國傳統文學研究者的氣質，只是因為有了近距離地接觸魯迅的經驗，推動了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可否認的是，他恰恰因為深刻理解中國傳統文學，有了足夠的準備接受中國俗文化的世界，因此能夠充分吸收中國的現實情況，有效突破傳統文學研究的框架，為了新的研究邁進一步。值得特別重視的是，他的這一步實際奠定了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品質。在此意義上，增田涉確實是過渡時代的人物，同時也是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創始人。換言之，我們以往不太重視的增田涉戰前日本的活動，由於具備著過渡性質，成為戰後日本魯迅研究的奠基，其重要性無庸贅述了。
本文原载《南国学术》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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